新中国成立前后党领导的黄河治理

　　作者：王乃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治国史。千百年以来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在炮火硝烟中起步，自此至1955年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事业从0到1的初创时期，是黄河由乱转治、变害为利的关键阶段。

　　“黄河归故”催生人民治黄机构建立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黄河水阻挡日军西进，导致黄河水冲出故道，形成横跨豫皖苏三省44县的千里黄泛区，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溺亡，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黄河改道南流后，故道沿岸群众在河床里开辟耕地，建设家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故道两岸建立了冀鲁豫和渤海两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决定封堵决堤口门让黄河回归故道，表面为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实际企图再次“以水代兵”分割黄河下游解放区。当时黄河下游故道大堤已废弃8年，又经战争损毁残破不堪，若仓促让黄河回归故道，下游解放区将成为第二个黄泛区。

　　中共中央统筹全局，下达指示：“黄河归故，对华北、华中利弊各异，但归故意见在全国占优势，我们无法反对。此事关系我解放区极大。我们拟提出参加水利委员会、黄委会、治河工程局，以便了解真相，积极参加工作，保护人民利益！”中共中央以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主张先在下游完成复堤、浚河及迁移河床居民等工作后再堵口，防范下游水灾。

　　就在中共中央进行酝酿协调、确定关于“黄河归故”立场之时，国民党当局却置共产党的合理主张于不顾，决定不进行复堤而先办理堵口。中共中央在揭露并反对蒋介石水淹解放区阴谋，与国民党谈判斗争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必须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治黄机构开展复堤斗争。为此，中共中央着眼长远谋篇布局人民治黄事业，于1946年2月在冀鲁豫解放区成立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5月底改称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1949年6月，华北、中原、华东三个解放区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1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改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

　　“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反蒋治黄

　　人民治黄机构成立伊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带领解放区人民投身浩浩荡荡的复堤斗争。1946年5月至6月，渤海、冀鲁豫解放区分别组织数十万群众开展复堤工程，然而国民政府屡次撕毁协议，于6月单方面在花园口实施堵口工程，同时破坏河防设施，并对复堤军民进行炮击扫射。据黄河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沿河居民日夜抢险复堤，遭蒋军炮击扫射死者达430人，伤者156人。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合龙竣工，黄河回归故道。冀鲁豫、渤海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锨”抢时间、争速度，赶在1947年7月汛期前修复了下游大堤，最大限度减少“黄河归故”后洪水对故道两岸的冲击。

　　黄河回归故道后，人民治黄机构带领解放区军民开展修堤整险、防汛救灾、拥军支前等工作。1947年，支援刘邓大军过黄河成为当时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项神圣使命。黄河河防指挥部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建造、管理船只，保障战时水上运输通行。同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彻底宣告蒋介石的“黄河战略”破产。大军渡河后，刘邓首长对黄河各渡口员工进行了嘉奖，称赞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国民政府无力根治黄河，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利益与人民主体地位存在根本冲突。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实现了人民利益与主体地位统一，激发了人民创造热情和主人翁精神。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前夕，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方针，点燃解放区人民“反蒋治黄”热情，数十万民工参与堤防施工。解放区发起献砖献石运动筹备治黄石料，冀鲁豫解放区人民踊跃捐献，复堤工程不到三个月完工。《一九四七年黄河安澜大会记录》指出，此次治黄胜利源于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团结。

　　开辟不再决口、悬河兴利新纪元

　　从1919年黄河有实测水文资料起，到1938年花园口决口的20年间，黄河有14次决口泛滥。其中1938年至1947年9年间有6年决口漫溢59处。1947年至1949年汛期，党领导人民接手黄河下游河务后凭借坚定的信念支撑、顽强的战斗意志，克服物质匮乏等困难，均取得历史性胜利，没有发生一次决口成灾，自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状况，开启了岁岁安澜的奇迹。特别是1949年汛期，黄河连续出现洪峰，发生了“黄河归故”后的首次大洪水，花园口水文站洪峰流量达到12300立方米/秒，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党政军迅速动员起来，组成了40万军民的抗洪抢险大军，夜以继日战斗在堤防线上，终于战胜了这次洪水，向新中国献上了一份礼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计委批准在下游地区建设滞洪工程，开辟分滞洪区，以防御异常洪水。经过长期实践完善，这项举措后来成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黄河下游首次进行大规模堤防维修。经过施工，堤防的防洪能力得到逐年提高，1950年至1957年8年间，共完成土方14090万立方米。1952年，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第一期工程竣工，开创了黄河下游大堤建闸引黄灌溉的先河，开辟了千百年来黄河下游引水兴利的新纪元。1952年10月，毛泽东首次视察黄河，亲自确定了沿黄河下游而上的考察路线，选择了历史上受过黄河水灾的地区。视察期间，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在此后的1953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三次在郑州听取治理黄河的汇报，并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治理黄河的情况，极大推动人民治黄事业沿着兴利除害的方向稳步推进，一批防洪、灌溉工程陆续落地建设，黄河治理逐步从单纯应对水患向统筹治患与兴利转变。

　　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整为流域性机构，打破分省治理局限，统筹调配全流域人力物力共同治河。党领导人民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和毛泽东重视治理水患，在经济困难时坚持集中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尤其重视黄河治理，实现由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的初步转变。不断完善黄河防汛指挥体系和管理机制，确立“专业抢险队伍和人民群众防汛队伍相结合、实行军民联防”的基本防汛体制，使治黄事业从少数人工作变为千万群众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为此后形成完善的防汛工作机制奠定基础。

　　实现从分散治理到统筹谋划的深刻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治黄事业逐步探索推进，党领导人民不断深化对治黄规律的认识，立足全流域生态保护、水患防控、水资源合理配置等治理目标，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治理，逐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的治黄工作体系，推动黄河治理从被动应对水患的分散模式，迈入全流域协同、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新阶段，为黄河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索从分区到流域统筹的跨越。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把脉全河，才能定向全局。1950年至1954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先后组织32个查勘队，对黄河流域开展全面查勘，为确定黄河综合治理开发目标提供了可靠依据。1952年上半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拟定了1953年启动的黄河10年治理开发轮廓规划，1954年10月底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这项综合规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黄河综合规划，标志着人民治理黄河事业从此迈入全面、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

　　探索从治标到标本兼治的深化。水沙关系是治黄的关键。随着全流域综合规划落地实施，黄河治理思路逐步向下游防洪与中游泥沙治理协同发力的方向调整。195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通过专题报告提出治河目的应是变害河为利河，总方针为“蓄水拦沙”，即把泥沙拦截在西北的千沟万壑与广袤土地中。国务院认可该报告，认为“这是黄河治标的办法”“又属于治本计划之一部分”。与此同时，“蓄水拦沙”工程的兴建地点确定在三门峡河段。三门峡工程自1960年9月建成投用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其所涉及的黄河治理开发一系列重大问题，早已超出工程本身范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整个黄河乃至中外多泥沙河流客观规律的认识。

　　探索从治理开发到保护修复的拓展。在治黄实践中，黄河治理理念逐步从侧重工程修筑、灾害防控、资源开发，向生态保护与自然修复并重转变。1950年起，国家先后扩建、新建天水、绥德、西峰等水土保持试验站，开展科学实验与推广。1953年，水利部会同农业部、林业部、中科院等组成考察团，对黄土高原全面勘察，研究水土保持措施与治理方向。1954年开始制定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在下游堤防建设、河道整治中，也逐步注重河滨生态、滩区环境保护。这一跨越跳出了单纯“与水争地、向河要利”的思维局限，开始统筹考虑水资源涵养、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沙调控的关系。这不仅是保护治理黄河手段的丰富，更是对黄河价值认知的升华。

　　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在发轫阶段，在面临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挑战下，坚守根本立场的人民性、时刻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性、秉持“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的斗争性、坚持流域统一管理的系统性，迅速转危为安、除害兴利、框架初定、稳步发展，彰显了党的把舵领航作用，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启示。（王乃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