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著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强调必须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国家发展、推动思想变革、促进学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建章立制、制定规划等推动其发展，为后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组织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协商建国，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构建组织和制度基础。

　　首先，成立新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党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协商建国中，决定以1946年3月31日成立的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为基础重新成立新的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团体，并将其作为新政协会议参加单位之一，开创社会科学工作者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先河。1949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明确“团体代表”中就有“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6月21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决定社会科学团体筹备发起与促成工作由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负责。7月14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推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15人，分别是：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候补代表2人，分别是：李木庵、胡绳。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我们要把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起来。……扩大组织，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合作。”此次会议除了要推选新政协会议代表外，还决定筹备成立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团体——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实现。在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之际，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先后筹备成立五大专门学术团体，分别是新法学研究会（陈绍禹为主任委员，谢觉哉、史良为副主任委员）、新史学研究会（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新哲学研究会（李达为主席，艾思奇、郑昕为副主席）、新经济学研究会（陈伯达为主任委员，马寅初、杜守素、薛暮桥为副主任委员）、新政治学研究会（林伯渠为主任，陆定一、张奚若、王昆仑、高崇民为副主任）。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新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将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奠定组织基础。

　　其次，制定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一条看似没有特别之处，但在当时实属不易，开创新中国制定社会科学政策的先河。比如，“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强调的是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来团结一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活动的人”，努力搞好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团结和统一战线，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是专门关于社会科学发展政策的规定，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多个层面推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

　　从领导体制上，新中国构建起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科学院”，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赋予科学院领导和管理全国科学工作（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职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在领导全国科学工作方面作出努力，组建成立各学科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近代史组、历史考古组、语言文字组、社会经济组。1953年11月19日，为了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国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报告，提出改善科学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的建议，并表示中国科学院要“设法加强社会科学方面的力量”。1954年3月8日，党中央对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党中央的重要批示突出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指导。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科学院变成专门的科研机构，不再具有行政职能。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既加强中国科学院对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又注意组织和团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但实际上当时主要是负责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则由中宣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尽管党和国家建立起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但由于科学事业发展比较落后，加之经验不足，导致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常处于变动调整之中。随着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完成，哲学社会科学逐渐从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中分离出来，形成由中宣部负责思想领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业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

　　从研究体系上，新中国构建起不同层次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构建起不同层次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来说，中国科学院以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为基础组建成立新中国第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所，分别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1953年更名为经济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又加强对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研究所，主要有：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三所，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从高等学校来说，有部分学校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并专门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自1951年起举办科学讨论会，厦门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1950年）、南洋研究所（1956年）等。这个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组成。其中，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其后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从学科体系上，新中国适时调整改革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制。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全国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主要学科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最初设立的研究机构所涉学科为历史、考古、经济、社会、语言等。1952年，教育部按照“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思路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其中，综合性大学设立文、理两类系科，其他则分设财经、政法、师范、外语等专门学院。到1956年底，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初稿编制完成时，逐步形成哲学、经济学、法学、国际问题、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研究、教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档案学、图书馆学、博物学、新闻学等学科建制，基本确立起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架构。

　　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计划性。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学部成立大会上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党和国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同时，也组织制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即《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

　　1955年底，为了完成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制定工作，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由周扬、胡绳、张稼夫、潘梓年、杨秀峰、钱俊瑞、董纯才、杨献珍、于光远等组成的“研究制定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计划九人小组”，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负责。12月27日，九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按学科和问题另设11个小组分别进行，由各小组分别提出各学科发展计划、研究项目以及培养人才的任务。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召开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动员大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工作提出要求。自1956年2月起，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加紧展开。经过4个多月时间的努力，到1956年6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制定完成。

　　《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规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工作的总任务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我国的历史”；内容主要由4部分组成，分别是“说明”“各学科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著作”“几项重要工作”“干部的培养和研究机构的设立”。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初稿完成后，中宣部曾向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经多次修改形成《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1957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印发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各高等学校以及各省、市人民委员会。1957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原则上通过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

　　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后来在研究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它作为党和国家制定的第一份中长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蓝图擘画。（储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