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国际商贸城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拖着行李箱穿梭于商铺之间，多语种报价声此起彼伏；直播间内，老板娘依托AI软件无缝切换数十种语言，实时对接全球订单；汽笛声中，“义新欧”中欧班列满载“中国制造”，从浙中出发横跨亚欧大陆……

　　很难想象，40多年前，这里还是浙江典型的贫困县。土地贫瘠、人多地少，许多农民只能靠“鸡毛换糖”谋生。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接受中新社浙江分社采访时曾回忆，自己是1982年春天到义乌工作的，当时人均只有四五分地，不少农村家庭还要考虑温饱问题。

　　除了贫困，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的“鸡毛换糖”在义乌同样出名。有人主张继续“堵”，谢高华却带着干部一次次下乡调研。最终，他得出结论：不是老百姓“不听话”，而是他们确实需要一条活路。

　　市场开放，无疑是改写义乌命运、成就其商贸传奇的关键。而这一切，要从1982年那次著名的“农妇与县委书记之争”说起。农妇冯爱倩因摆摊受阻，气冲冲在县委门口拦下谢高华讨要说法。谢高华没有回避指责，反而把她请进办公室，耐心倾听一个多小时，详细了解其靠小生意维持生计的困境。

　　“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我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谢高华的回应，不仅打破了“投机倒把”的思想桎梏，更奠定了义乌发展的核心逻辑——政绩的标尺，始终对准群众的真实需求。

　　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放，流动的摊贩有了固定的经营地，也为“世界超市”的崛起埋下了第一粒种子。

　　从湖清门到火车站，一条街被划作摊位区，农民搭块门板、支个棚子就能开张；下雨时，商户们便把货物搬进居民家里避雨……这个简陋的“马路市场”很快人头攒动，热闹到堵住县政府大门，省里领导调研都要步行进入。

　　彼时的义乌并不“光鲜”：市场杂乱、尘土飞扬，“弃农经商会不会影响粮食生产”“个体经济会不会冲击国有体系”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谢高华没有因为争议而退缩：“我们当干部的，总要让老百姓吃饱饭。”在他看来，群众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比一时的舆论评价、短期的数字指标更重要。

　　为了进一步做大市场，同年11月，他在义乌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

　　在计划经济思维仍占主导的年代，这四条举措每一条都是突破，而农民们的兴高采烈，正是得民心、合民意的生动注脚。如今回望，这恰恰是长期主义政绩观的体现——不急于“竭泽而渔”追求短期“显绩”，而是以“放水养鱼”的智慧深耕长远“潜绩”。

　　这种政绩观，并非停留在谢高华的任期内，而是贯穿义乌40余年发展的精神主线，转化为干部一任接一任的行动自觉。

　　从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定额征税，让“跑断腿却征收困难”的税款变成商户主动缴纳的税源，到新时代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现企业开办零费用“一件事”1日办结；从创设“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破解中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到创新“市场+商户”抱团出海服务、推出“品牌出海”计划……义乌的每一步先行先试，都延续着长期主义的发展逻辑。

　　也正是因为这一正确政绩观，义乌如今拥有经营主体120余万户，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有人说，义乌最大的资源不是商品，而是人——既有商户“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劳，更有干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责任担当。纵观义乌的发展经验，干部的政绩究竟该如何衡量？答案不是任期内的光鲜数据，不是昙花一现的形象工程，而是能否为一个地方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否让群众在长远发展中持续受益。

　　今天的义乌，早已不是那个依赖“鸡毛换糖”的贫困县。从“四个允许”到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从实体市场到数字贸易，变化的是发展形态，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与“久久为功”的定力。

　　以一域观全国，义乌的实践如同一枚坐标，清晰标注出新时代政绩观的实践路径：放下急功近利的冲动，倾听群众声音、尊重市场规律，在“慢”积累中厚植发展根基，让民生福祉绵延不绝。

　　这，正是“义乌发展经验”的时代价值，亦是“民之所向”的鲜活写照。

　　（中新网义乌5月15日电 钱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