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茂松

　　70年前，在国家号召下，交通大学完成主体西迁古都西安，开启了建设西部高等教育重镇的艰辛历程，不仅直接推动了西部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国家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重温交通大学西迁的决策考虑、经过，可以在“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下，更深刻地理解西迁精神的深远历史意义。

　　党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

　　交通大学西迁西安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是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新中国的一项头等重要大事，就是要快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将中国由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要快速达成此目标，就必须举全国之力，交通大学西迁西安正是这一国家战略安排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立足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初步建立工业体系奠定基础。这156项重点工程主要分布在东北以及内地，而非东南沿海。这一方面是基于东南沿海被美国封锁而有战备考虑，另一方面是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遗留问题的克服：旧中国本就很少的工业和高校却又片面集中于东南沿海城市。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要求改变旧中国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不合理现象。

　　在“一五”计划中，陕西有24项重点工程分布，其中17项在西安，西安被国家规划为新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基地，但西安的这一国家战略规划与高等工业学校布局存在严重不匹配的问题。为此，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沿海高校内迁方案，即提交给周恩来的《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报告首先根据中央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方针和沿海城市基本建设一般不再扩建、新建的指示，一方面“基本上停止或削减沿海城市高等学校基本建设任务”；另一方面“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情况，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学校等措施，全盘安排，逐步调整”，内地增建新学校主要是通过沿海13所高校迁移到内地，而只有交通大学等4所学校为整体迁移，其中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还被调整出交大，而与其他高校的同类专业一同在成都成立电讯工程学院，这就是今天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

　　3月30日的报告当天就以加急件报送给了负责文教工作的副总理陈毅。陈毅批示送陈云副总理阅示，陈云批示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分别圈阅，最后报周恩来总理阅示。4月，高教部口头通知交大西迁并安排新校基建。5月19日至6月10日，北京召开全国文教会议，陈毅作报告，大会形成报告提交给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央向全国下发该报告。报告提出了交通大学等4校内迁，后来整体内迁的实际上是上海的交大和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而且都是迁入西安。其中华东航空学院1956年迁入西安后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10月，西北工学院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组建西北工业大学。

　　7月30日，高教部下发《关于1955—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时，交通大学根据此前得到高教部的口头通知，已作出迁校的决议。可以看到，交大西迁的方案是经党和国家领导人慎重考虑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与顶层设计，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

　　交通大学积极响应和推动西迁

　　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周恩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以及上海、陕西西安两地党委、政府都大力支持西迁工作，并与交大师生面对面深入谈话，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上海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交大西迁并积极表态：交大西迁是国家大局需要，如果交大迁不动，就会输在政治上，是最不足取的。陕西省、西安市在各方面为交大西迁创造最好的条件，并关心、照顾迁来的交大教职工的生活，如对于迁来的交大教职工的爱人、子弟的工作安排等问题，“都是市里负责同志亲自跑，把他们已安排好的人员调出去，安置我们的子弟”。

　　1955年5月26日，交大校长、党委书记彭康在全体同学中作了学校迁往西安问题的报告，在同学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班级纷纷写信给校刊表明态度，决心克服困难，保证以愉快的情绪迁往西安。交通大学教务长、一级教授、中国热力工程学界先驱陈大燮，在校刊上发表题为《深刻认识迁校的重大意义，坚决愉快地响应祖国号召》的文章。文章指出，国家决定交大迁往西安，“对我国发展重工业建设来讲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他特别从改变半殖民地旧中国在工业和高等教育发展上的不平衡这一不合理现象的高度，来深刻理解交大西迁的意义：“在半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为了加重的剥削我们，在我国建立了某些工业，而那时的高等学校也在有意无意中与之起了配合作用。……我校之迁往西安，这只是在西北地区对高等学校做比较合理分配的开始，因此将来我校对发展西北地区的建设事业是负有很重大的任务的。”此后，交大校刊陆续刊登了校外群众支持交大西迁的来信，群众来信提到“交大是全国人民的”，包括钱学森等一大批校友亦写信支持交大西迁。

　　1956年1月，交通大学组织了西北参观团，由交大副校长任团长，团员由教师、学生、部门代表各10人组成。他们在实地参观西北的工业建设后，西北这几个城市的工业建设给参观团总的印象是，“数目多、规模大、技术新、速度快、资金省、干部缺”，“不仅亲身感觉到西北工业建设的宏伟，并且也更加感觉到了迁校西安的必要性”。西安工业基地建设“数目多、规模大、技术新、速度快、资金省”与“干部缺”之间的不匹配，让参观团实地认识到交大迁往西安的必要性。而西安作为国家第二大工业基地建设“数目多、规模大、技术新、速度快”的特点，又能让西迁的交大大有作为，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1957年6月4日，国务院召开解决交大迁校问题会议，周恩来首先对与会者说：“今天到会的有交大、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西安的动力学院、建筑学院、西北工学院、航空学院，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一机、二机、电机等部，还有中宣部、二办。交大一个学校问题牵扯到四面八方，这样多的单位，给交大看看。”他从战略上分析，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建国的稳固的后方。那里有条件成为乌拉尔”。周恩来分析了西北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由此谈到交大内迁西北的紧要性，他说：“西北、西南的建设不求外援，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设想的。同时，克服畸形发展，向平衡发展，不能不调整、内调。”他还从西安在中华文明、中国革命的特殊地位以及对青年锻炼培养的高度鼓励学生去西安，他说：“西安是中华民族发源地，林老（指林伯渠）常说：‘中国革命起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不要仅仅从艰苦条件出发那样去看西北。条件太舒服不能锻炼培养青年，而应该是经得起风霜。西北是苦，不仅有风，而且有大风。引导青年克服困难，应该是求之不得。”

　　高教部将周恩来的讲话下发给交大师生学习。7月27日下午，杨秀峰来校与教职工代表座谈并作讲话。此前一个多月，他在上海、西安参加交大迁校问题讨论，考虑两地学校的合理部署。对于西北高等教育赶上的方法，有些人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讲，在上海培养干部，派到西北来工作，同样也可以支援西北，何必迁到内地来培养呢？杨秀峰指出，如果这样看问题，就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工业、文化教育的畸形发展状况忽视了。为了适应建设的需要，原来的文化教育畸形发展必须作一些合理改变、合理部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讲话是对西迁的一次再动员。

　　交通大学西迁的深远历史意义

　　从1956年首批交大师生开赴西安，到1957年完成主体西迁，再到1959年西迁完成并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交大西迁历时4年，迁校总人数达1.5万余人。为了配合西部工业体系的建设，内迁高校不仅有以机电类为主的交通大学，还有军工类、动力类、无线电通信类、建筑类的其他数所高校。同时，还从沿海地区调入一批基建和文化服务部门，以更好地配套服务这些西迁高校的发展，为改变内地工业布局、加快西部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迁不久的西安交大就成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在机、电、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相继创建了无线电、原子能、工程力学等一批新兴学科。西安交大成为西北的龙头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为西部的工业建设、军工建设提供了科技与工程技术人才，也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以及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科技发展储备了科技创新最急需的科技人才。西迁以来学校为国家培养近40万名人才，其中一半以上毕业生选择留在西部建功立业。同时，西安交大在多个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取得突破，这些技术创新和突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在西部发展战略布局中深谋远虑的大战略思维。

　　交大西迁锻造了西迁精神。交大西迁时的校长、党委书记彭康始终坚持大局意识，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强调“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认为“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带领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在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西迁使命，培育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谢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