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俊

　　陈云出身贫寒，但他对学习始终如饥似渴。靠着勤恳力学、铢积寸累，使他拥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值得后人传承。

　　刻苦学习，锲而不舍。陈云高小毕业后因生活所迫辍学，14岁时经人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其间，陈云不管多忙多累，每天坚持抽空读书学习，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3年。为探求救民强国之道，陈云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等进步书籍。由于勤奋好学，虽然他只有高小学历，却成为当时年轻同事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

　　陈云参加革命后学习更加自觉，他把自学比喻为进“长期大学”。1935年9月，陈云奉命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苏联期间，陈云充分利用难得的学习环境，争分夺秒地埋头攻读。在学习的同时，陈云珍惜到苏联各地参观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机会，努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针对“比较不熟悉或者根本不熟悉的东西来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是想办法“挤”时间读书学习。1969年，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南昌。行前，他带了满满一个木箱和两个铁皮箱的书籍。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内，陈云除到工厂、农村蹲点和调查研究外，几乎都用于读书。1989年9月，陈云写信给薄一波、宋任穷等，信中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此时他已届耄耋之年，但学习的兴致丝毫不减当年。

　　“刻苦学习，锲而不舍”，是陈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题词，也是他终身尚学的真实写照。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37年5月，从苏联回国的陈云按照中央指示，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的400多人到了当时新疆的省会迪化。陈云号召大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他循循善诱：在战场上冲锋，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技术，也是为了革命事业，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向文化进军。

　　陈云认为，对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1939年12月，他撰写《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指出，“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不仅劝人向学，还因人施教，建议学习方法应根据各人的文化程度和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将现有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每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就要认真请教，“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1942年11月，陈云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劝导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不学文化不得了，学了文化了不得。

　　陈云对家庭成员、工作人员也是诲人不倦。1970年12月，他给女儿陈伟华回信，对如何学习进行了具体的指导，比如订一份《参考消息》、每天看报、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等。1971年9月，陈云到江西新渝县（今新余市）考察，县委通讯员傅可新临时负责照顾陈云的生活。陈云语重心长地说，你在领导身边做通讯员工作，对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作风以及工作方式方法，要注意观察，好好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毛泽东评价陈云“看问题有眼光”“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据陈云回忆，毛泽东曾三次建议他学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话给了陈云极大启发，他利用生病疗养的将近一年时间，研读了毛泽东的大量文章电报，认为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后来他把学习哲学的心得概括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陈云在学哲学上尝到了甜头，就不遗余力地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组织中组部机关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5年坚持不懈，走出了一条在职干部学习基本理论的路子。后来，中央总结了他们学习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推动了全党干部的学习。

　　改革开放后，陈云觉得学习哲学变得空前紧迫且必要，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建议学习哲学。1987年4月，陈云同浙江省和杭州市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强调学哲学很管用，学好了一辈子都受用。同年7月，陈云同一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剀切陈词，“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陈云身上，学习和解决新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他在学习中从不生搬硬套教条，而是勤于思考，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于指导推动工作。陈云擅长以笔为武器，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苏联期间，连续发表《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等多篇文章，阐明党的主张，谴责日寇暴行，批判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其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及政治家的眼光和思想水平，生动真实地描述了世人所关注的中国红军长征，成为长征的最早宣传读物。

　　1973年，陈云恢复工作不久，针对我国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非常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也常常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把培训各方面人才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延安时期，陈云十分重视干部人才培训工作，他要求中央组织部把培训各方面人才作为组织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不仅自己要办好中央组织部党训班，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加强干部教育训练工作。为扩大培训覆盖面，提升培训效果，他提出“热炒热卖”的思路，一方面，对吸收进革命队伍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训练，使他们尽快适应需要；另一方面，把前方的同志招回来接受训练。这个办法实施以后成效斐然，在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10万人次。

　　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新任务，陈云对干部学习培训更是念兹在兹。1983年2月，陈云致信时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副校长的王震、蒋南翔，强调“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

　　1992年7月，陈云在撰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再次呼吁，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一论述，既是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制胜密码，也是陈云与时俱进尊学促学的殷殷嘱托。（顾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