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0月16日，随着西北大漠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铸就了核盾牌。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鲜明体现。

　　新中国刚刚成立，新生政权就受到西方有核国家的多次核讹诈、核威胁。为打破核垄断、抵制核讹诈、应对核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他讲：“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开始起步并向前发展。随着中苏两党关系出现分歧，苏共中央于1959年6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了牢记这个日子，党中央把原子弹工程代号定名“596”，决心要造出“争气弹”。1960年6月，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全部经济合作项目协议，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这年七八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会议确定了“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发展方针。党中央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气魄，极大振奋了全体科技人员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来看，党中央重点突出尖端技术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识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也是数十万人合奏的辉煌乐曲。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机构，逐步形成大力协同、集智攻关进行“大科研”的局面。

　　理论设计是研制原子弹4个部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次，十几位饥肠辘辘的年轻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计算了一个月，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给的数据大相径庭。朱光亚、程开甲、彭桓武、郭永怀又和科研人员三班倒连续干了3个月，进行了3次计算，数据还是不对。一直到第8次、第9次计算，结果还是照旧！最后，周光召经过反复审核，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一锤定音：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九次计算”历时半年，终于摸清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

　　理论设计的问题解决后，还有实验研究、生产制造和现场试验，这些都需要“千军万马”一起来鸣奏。为加强组织领导和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17日，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成立后，以力争1964年爆炸原子弹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个单位组成强大的技术力量投入“争气弹”的攻关会战。

　　从1962年开始，西北荒漠的金银滩成为原子弹的“新家”，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马兰基地，代号“221”。为了配合中央决策，世代居住在这的6000多名牧民，舍小家为大家，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条件，义无反顾地搬离故土。在中央专委的大力协同下，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以及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五大方面军”拧成一股绳，组成全国规模的协作网，先后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全国一盘棋”，汇聚集体的智慧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重要经验。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系统工程。新中国进入“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人“急”，需要才“专”，但现实是“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为广纳天下英才，我们党实行“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宣传，通过外交手段谈判协商，制定各种激励政策。

　　海外学子积极响应，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程开甲等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投入祖国的怀抱。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突然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但在原子弹研制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叫王京的默默无闻的学术带头人。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王承书历尽艰辛回国后，3次被问到能否开辟热核聚变这一陌生领域、能否转行从事高浓缩铀研制、能否为国家核事业隐姓埋名一辈子时，她都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愿意”，并一生为之践行。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阐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家国情怀。张劲夫曾讲，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归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

　　党中央不仅在政策上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他们。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为解决科学家们生活上的困难，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进行讨论，统一考虑解决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多次表示，要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他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和海军等领导机关“募捐”，要求尽快拨一批副食品支援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大大激发了人才的创新能力。

　　苏联专家曾预言，没有外界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是，中国人凭借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和不知疲倦的大脑，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攻克了一个个世界难题。

　　邓稼先率领理论设计团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最原始的工具，含辛茹苦、通宵达旦，终于把原子弹的设计轮廓勾勒出来。点火中子源技术研究团队接受任务时，不仅没有仪器设备，甚至基本的实验室都没有。科研人员不等不靠，就地用沥青油毡作顶棚、芦苇秆抹灰当墙建成实验室就马不停蹄地开工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成功捕捉到实验变化的宝贵瞬间。

　　在研制原子弹这个长长的链条上，还有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在人迹罕至的金银滩，来自全军26个单位的5000余名指战员以3顶帐篷起家，进行“草原大会战”，很快，一个集科研、生产、生活为一体的核试验基地就在戈壁荒原上拔地而起。1999年，《纽约时报》曾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器发展？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颜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