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落实到城乡社区，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下移”的改革实践中，责任和事权向基层扎堆转移，一些基层单位长期处于工作干不完、干不好的状态，形成“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困境。“小马拉大车”，意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承担了超出自身资源和能力的任务事项。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农村基层减负情况时强调：“党中央明确要求为基层减负，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精兵简政，持之以恒把这项工作抓下去。”破解“小马拉大车”难题，是当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项紧迫任务。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必须有充分的权限赋能和充足的资源保证。基层是一个相对于“上层”“高层”的结构性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低级”单元。城乡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基层施政满意不满意。这就要求，必须让更多权限和各类人财物资源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干事创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创造更好条件。当然，“马拉车”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并不是“大马”一定比“小马”高效，而是要看“车”有多大。凡事皆有度，假如形成“大马拉小车”的局面，反而浪费基层治理资源。因此，在推进改革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处理好权限和资源配置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人口流动规模明显增大，我国基层单元的成员构成、利益诉求、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观念深刻改变，对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车”越来越大，拉车的“马”自然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

　　在治理主体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统筹发挥志愿者、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协同作用，积极引导各方面参与城乡社区治理。

　　在治理能力方面，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治理主体要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专业化水平，创新和完善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做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增强基层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在治理手段方面，面对我国网民规模已超1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近80%且不断增长的新形势，要加强治理智能化水平，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小程序、智慧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交互融合的治理格局，用技术手段加大“马”力、提升“拉”力。

　　基层治理要正确处理好增责和减负的关系。在向基层权限赋能的同时，还要科学合理地为基层减负，特别是要把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基层反映突出的形式主义问题包括“表海”“会海”泛滥、“打卡”“考核”一大堆、“痕迹管理”比较普遍等，可谓“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带头反对形式主义，精准靶向整治，让基层人员聚焦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工作，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策落实上。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在基层、重心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基层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聚地，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破解“小马”和“大车”的失衡问题，要持续采取有力措施，使基层真正从“千条线”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精力把事业做得更大、把服务做得更优，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满意。（何海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