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艰难曲折，逐步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是成功应对复杂斗争的必然要求。此后，通过克服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山东抗日根据地最终成长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中国革命“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从“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到创建“单独的根据地”。1938年5月，徐州失守，山东全境沦为敌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全力开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当时，鉴于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坚定联共抗日，加之驻鲁的国民党石友三部也多次与中共合作抗敌，1938年夏秋之季，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地方党组织，要搞好统一战线，与范筑先、石友三等人“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11月，范筑先在聊城壮烈殉国，12月，石友三部移驻河北反共。1939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游击总司令沈鸿烈原形毕露，多次密令其部下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将士、封锁八路军给养、破坏民众团体。在国民党顽固派已严重阻碍根据地建设和抗日力量发展的情况下，12月26日，罗荣桓提出我们党要创建“八路军在山东单独的根据地”。

　　1940年夏，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共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1942年春夏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山东指导工作，通过改编“抗敌自卫军”，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中间政治势力的领导。

　　1943年，蒋介石为了加强其在山东的统治，计划派其嫡系李仙洲部入鲁，调东北军于学忠部出鲁。在罗荣桓等人的领导下，山东分局制定并成功实施“顶李送于”的对策，为于学忠部撤离提供便利并迟滞李仙洲部入鲁时间。这样，在于部撤走后八路军迅速接替了其空出的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地区的防务。自此，山东再无国民党主力部队，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山东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山东根据地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逐渐成长为被毛泽东称作“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为抗日大反攻与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体制。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陈光、罗荣桓的带领下来到山东，开始与此前主要由本地抗日武装起义队伍组建起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这就出现了统一山东军事指挥的问题。4月，为了加强对山东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但由于当时各部队驻地分散，有的距离第一纵队司令部较远，独当一面且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相对保持了其独立性，所以军事上的统一领导效果不佳。

　　1941年，日伪军加强了对山东根据地的“扫荡”，加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经济物资封锁，在对敌斗争中我党我军处于被动局面，军民损失很大。7月27日，罗荣桓同陈光等人致电中央军委、集总（八路军总部），要求迅速统一山东军事领导与指挥。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将山东纵队军政委员会和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合二为一，组建以罗荣桓为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20日，为落实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四位委员作了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罗荣桓主持军事、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1942年4月，刘少奇到山东调研后指出，我们之所以还处于劣势的、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地位，原因归结为一点，即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刘少奇决定，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与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以增强统一领导实效。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原番号保留），归一一五师领导，进一步加强军事上的统一指挥。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实行根据地领导的一元化。

　　1943年2月，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司令部合并精简为新的山东军区司令部（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名义仍保留），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代一一五师师长，山东政府主要领导人黎玉兼任山东军区及一一五师副政委，原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奉调回延安。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朱瑞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罗荣桓接替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全面主持山东党政军工作。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抗战初期，山东各地充斥着大量日伪发行的伪币和奸商巨富发行的土杂钞，给人民生活和根据地财经造成极大困难。为了维护群众利益、改善财经，中共创办了北海银行并发行北海币，果断禁止伪币和土杂钞在根据地内流通。由于顾及国共合作抗日大局，起初对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币仍允许其在根据地自由流通。此后由于法币激增导致其迅速贬值，手握法币的根据地人民损失巨大。在这种情况下，自1943年夏起，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发起彻底的货币斗争，在根据地内只允许北海币流通，排挤并逐步停用法币，以消减外来金融干预和物资外流。

　　1943年秋冬，山东根据地陆续设立了各级工商管理机关，加强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对山东根据地盛产而日军需求较大的食盐、花生油等生活物资实行政府定价的专卖制度，通过适当提高根据地出口物资的专卖价格增加利润，从而在增加根据地群众收入的同时增加一些税收。1944年，山东根据地财税收入超过16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专卖利润，工商税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田赋下降至次要地位，这样，农民的税赋负担大为减轻。

　　此外，在对根据地食盐、花生油等实行出口专卖时只接收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买方只能把伪币、法币兑换成北海币以购得根据地的商品，中共在这个过程中便可逐渐压低伪币、法币的比价，北海币不断升值，根据地内物价未涨反降。抗战后期，根据地的群众不仅避免了由于法币、伪币暴跌带来的巨大损失，而且从北海币升值和物价稳中有降中增加了安全感，从而对共产党的领导发自内心的拥护。（刘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