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涛（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解放战争期间，方向明奉上级指示，组织成立了芜湖地下工作组并任组长，率领工作组的同志们搜集了大量情报，争取、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和文化技术人才，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成功引导了多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多支国民党部队投向光明，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被人们誉为“看不见战线上的战斗英雄”。

　　和“红色情报员”张力化密切协作

　　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上海组组长方向明奉上级指示来到芜湖，在好友、民主人士张台望的家中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并以张台望开办的粮行做掩护，以粮行老板的身份往来于上海、芜湖两地，领导地下工作。

　　当时，张台望之子、国民党军官张力化思想倾向进步，因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感到绝望，辞去工作回芜湖闲居。在张台望与方向明的影响下，张力化很快成为一名“红色情报员”。在方向明的指示下，张力化返回国民党军队，从事秘密工作。1948年2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兼江北指挥所参谋主任。

　　张力化利用职务之便，将国民党“华中剿总”的作战机要、秘密图表以及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等重要情报进行了秘密“批量”复制，然后装入国民党军方的邮件信封，再通过“军邮密件”寄给方向明。

　　1948年7月，解放军发起襄（阳）樊（城）战役，攻克了襄阳，俘虏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蒋介石怀疑有人泄密，从南京派出视察组到华中调查，但此时的张力化已经报考了南京国防部情报学校特种情报班并通过了考试，动身前往南京。

　　在前往南京途中，张力化以探亲的名义来到芜湖，向方向明做了汇报。方向明批准了他的这一行动，并勉励他要大胆谨慎，为革命多立功劳。

　　张力化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国民党国防部“反情报队”任上校代理队副。“反情报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中共地下党策反、监视国民党部队的行动。张力化在“工作”期间，搜集了不少情报，并通过南京地下党将情报秘密送出。不久，方向明又指示地下党同志，帮助张力化搞到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南京区视察组长的职位。

　　在张力化的“关照”下，方向明从芜湖亲赴上海，秘密购得两部军用电台，由张力化从上海安全送到芜湖，再由交通员转送到中共沿江工委。1949年2月，电台运达中共皖南地委。渡江战役前夕，这两部电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芜湖工作组正式成立，方向明调任组长。此时江北已经解放，大批国民党部队退至芜湖。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方向明希望张力化设法回到芜湖。张力化遂向汤恩伯提出：“当前形势紧张，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共。”汤恩伯听后觉得有理，便委派他回芜湖“监察部队”。张力化回到芜湖后，自己兼任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又成立了“城防五人小组”，自己兼任组长，集芜湖的警察、特务权力于一身。他指示特务和警察，抓人要经他批准，从而保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反蒋进步人士。在他的保护下，方向明等人大力开展工作，成功策反了多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

　　1949年3月间，芜湖的特务组织开列了一份包括中共地下党员与反蒋进步人士在内的200多人黑名单，报请张力化批准逮捕。张力化以没有真凭实据为由，严厉斥责并制止，使逮捕计划未能得逞。张力化还根据方向明等的指示，利用职务之便，往返于芜湖、南京、上海，秘密取得了《第七绥靖区和海军第四江防兵力配备图》（抄件）、国民党汤恩伯制订的《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淞沪警备区作战部署表》《六十六军一八五团江心洲防御图》《十三军东西梁山防御工事和裕溪口等地江防布雷标记》《当涂、芜湖、繁昌一线沿江工事简要示意图》（实地侦察绘制）、《驻芜湖二十军江防阵地图》（草图）、《八十八军繁昌江防阵地示意图》以及大量国民党江防部队番号、装备、作战能力、通信讯号及口令等重要情报。方向明立即派交通员将这些情报报送皖南地委，再由地委电台转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这些重要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和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争取国民党芜湖县县长投向光明

　　随着芜湖解放的临近，方向明还争取了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投向光明。按照方向明的指示，谢汝昌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掌握了芜湖国民自卫团主力和义勇警察队。为了保护芜湖的大批粮食、工厂学校的物资以及档案文件不被国民党军队运走，方向明还专门研究了两套具体行动方案：第一，如解放军在芜湖江面渡江，谢汝昌则率部配合共产党地下武装袭击南岸蒋军阵地，扰敌后方，促其撤退；第二，如解放军在芜湖上游或下游渡江，则当芜湖蒋军溃逃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防止敌人的破坏、抢劫活动。

　　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传到芜湖，谢汝昌在方向明的指示下率部日夜巡逻，严防敌人溃军窜入，并镇压当地的反动分子。此时，国民党总后勤部突然派来大型拖轮和驳船到芜湖“提运公粮”。根据上级“不让敌人调走一担粮食”的指示，谢汝昌一面设宴款待负责提运粮食的军官，一面传令各砻坊、米厂，“没有政府的准许，大米不得外运”，并以种种借口要求宽限时日，与敌周旋，最终让敌人空手而返。芜湖解放后，这批粮食被人民政府如数接收。

　　为多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牵线搭桥”

　　国民党安徽省第五区行署专员兼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倾向进步，和中共特别党员郑汉经常接触。1948年9月，王汉昭通过郑汉的牵线搭桥，见到了方向明等人。1949年中共华东局国区部芜湖工作组成立后，王汉昭接受其领导。王汉昭原计划在江北举行起义。但方向明考虑到该旅由各县地方武装拼凑而成，成分复杂，如起义准备不周密，极有可能被津浦沿线国民党正规军部队“吃掉”，因此建议王抓紧整编，切实掌握住团、营长情况，首先做到“掌握准、把握住”，在未得到指示前，不要轻易行动，待渡江战役发起后再举行起义。于是王汉昭率部到达绩溪驻防，并就近秘密划归中共皖南地委领导。地委迅速派人进驻该旅，以公开职务为掩护，协助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为确保起义取得成功，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王汉昭做官兵的思想教育和队伍的组织整顿工作，将精锐力量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处决了3名混入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

　　4月24日，王汉昭接到中共皖南地委的通知，宣布起义，全旅共4100名官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参加阻击、追歼溃逃敌军的战斗。

　　国民党黄维兵团的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后，蒋介石由此对廖运周另两个掌有兵权的堂兄弟廖运升、廖运泽极不放心。将廖运升部换防到芜湖，改编为一一○师，并将刘惠生派到廖部，监视其行动。实际上，廖氏兄弟已通过廖运周与解放军三野建立了联系。刘惠生虽身在军统，但看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也产生了脱离国民党的想法。到芜湖后，他找到老友张台望，谈了自己的心情。张台望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方向明。方向明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张台望开启争取刘惠生的工作。张台望遂细致解释中共方面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宣传革命形势，阐明个人得失，给刘惠生以很大触动，遂决定投向光明。在方向明的指示下，刘惠生找到廖运升及廖部第三团团长张普庆。三人经短暂沟通，决定起义，方向明又派石原皋约请廖运升、刘惠生、张普庆见面，商讨了起义的具体细节。蒋介石很快又调廖部进驻泾县。廖部开赴泾县时，方向明指示芜湖工作组帮助该部与皖南游击队建立联系。3月中旬，廖部又突然奉调前往浙江义乌，方向明早有准备，一面通知廖运升“安心前往”，一面将与中共皖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法告诉了他。当蒋介石再次决定廖部换防浙江金华时，廖运升率部在义乌举行起义，和解放军会合，起义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和第三十五师。

　　渡江战役前夕，驻芜湖的国民党海军安东舰官兵在方向明等的策动下决定起义。渡江战役打响后，安东舰率领附属舰只驶离解放军渡江水域，向江北农田和沼泽地打了一阵炮弹后，前往南京，不久，随海防第二舰队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