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少东

　　在延安的幼儿抚育机构中，洛杉矶托儿所名气很大。很多人都想不到，延安居然有这样一个以美国城市命名的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

　　据丑子冈的儿媳李文芳回忆，“最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当时的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

　　傅连璋，有“红色华佗”之称的医疗将军、开国中将。他在瑞金时期加入红军，把自己的医院和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革命事业，创办了红军的第一所正规医院。长征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他的妙手医术保证了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

　　彼时，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已经迁往安塞一年多了，延安一时没有保育机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在身边。只是，他们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傅连璋很快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并提议开办中央托儿所。毛泽东对此也是感同身受，身边的女儿李敏（娇娇）出生于1936年，同样是无暇照顾。他对傅连璋说，这是件大好事，要尽快办，“托儿所办起来，就让娇娇第一个报名”。

　　1940年春天，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建起了延安中央托儿所，由曾经主持扩充建设延安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冈任所长。

　　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有原为中央书记处住所的几孔窑洞，第一批只接收了七个孩子，他们是毛娇娇（李敏）、罗小金（李铁映）、贾丽丽、谢丁丁、陈小胖、王苏云和傅维方。后来，接收的孩子不断增多，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延安，其中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

　　刘太行1939年出生于太行山，1940年10月，徐向前从山东去延安，途经太行山，刘伯承就委托徐向前把刘太行带到延安，说：“你把太行交给总司令就行了。”

　　刘太行就这样到了延安，起初由康克清照顾。康克清同样公务繁重，只能从延安女子大学找了个“小鬼”——年仅15岁的王茜平，托她照应一段时间，再送到中央托儿所。

　　王茜平见到刘太行，差点哭了出来——小娃娃非常虚弱，大大的脑袋，胳膊、腿细得像四根火柴棒，快两岁了还不能走路。谁能想象，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刘伯承将军的孩子，居然营养不良到如此程度。

　　王茜平悉心照料、调理了半年，刘太行的身体才算恢复到正常孩子的模样，这才能进托儿所。康克清看王茜平细心能干，把她推荐给了丑子冈担任保育员。于是，一个保育员和一个新生，一起到中央托儿所报到了。

　　中央托儿所成立之后不久，便赶上了抗日战争以来延安最困难的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政府又流露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相，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蚕食、经济封锁。毛泽东回顾这一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严峻的经济条件下，孩子自然是最优先照顾的对象，边区政府千方百计保证保育院、托儿所的经费。在公职人员薪资停发的情况下，保育员的工资也没有中断一天。但是，极端匮乏的生活物资经常还要面临断供的困境。在大生产运动中，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这样的单位，也开荒种粮种菜，养鸡养羊养猪，这才逐渐保证了孩子们每天的肉蛋奶。

　　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名义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这个新名字让托儿所的孩子们觉得新奇。丑子冈的女儿丑松亮那时也在托儿所里生活，她回忆说：“我们不知道洛杉矶，知道有‘落汤鸡’、烧鸡，就猜洛杉矶应该是‘落山鸡’。”真的有孩子好奇地向保育员阿姨询问：“‘落山鸡’是什么鸡？”惹得阿姨哈哈大笑，告诉大家那是美国的一个地名。

　　此后，宋庆龄想方设法给予医药及营养食品等援助，甚至还送来了一台大磅秤。

　　以前，不要说托儿所没有磅秤，甚至整个延安也没有这种稀罕物。托儿所的孩子们量体重，都要把称粮的大秤借来，同时，还要搬来一只大柳条筐。碰上个淘气的孩子，忙得满头大汗也测不准。

　　这台大磅秤不仅能称体重，还能测身高，十分准确，在托儿所可派上了大用场。有一次，毛泽东到洛杉矶托儿所来看望孩子们，他得知这台大磅秤是宋庆龄送来的，便兴致勃勃地踏了上去测量体重，并高兴地说：“哎，鸟枪换炮了嘛！”

　　洛杉矶托儿所是在宋庆龄的关心爱护下筹建起来的，她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