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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从历史典籍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来源:《社会治理》2021-11-09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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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余莉、聂菲璘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历史是一面镜子,记载着大量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揭示出社会国家运转的客观规律,但凡欲实现修齐治平的从政者不能不依之反省、汲取并借鉴之。正如201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 陶冶道德情操, 完善优良品格, 培养浩然正气, 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应对国家盛衰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讲:“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 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意思是: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没有觉察,政治渐渐衰落也不知革新更改,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地生活而看不到这些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有的耳朵听不进劝告和教诲,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是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还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为了保住禄位而不敢犯颜直谏;有的君主疏远有才能的臣子,废除弃用他们的谏言。所以国家的法纪放纵、松弛于上,有识之士郁伊、担忧于下。这真是可悲呀!

  这段话指出了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位者的道德作风出现了严重问题,一如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所写:“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在历史典籍中,多处对比了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表现,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到,执政者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的盛衰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这些规律也恰恰能够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百年历史中不断取得胜利并走向辉煌。

  一、盛世以民为本,衰世残害其民

  《群书治要·魏志下》中讲:“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朝自始皇始,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因此,“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那些能够和天下共享安乐的人,人们也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忧虑;那些能够与天下人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于危难。这说明,领导者、执政者对待百姓、下属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左氏传·哀公元年》中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之兴,就在于领导者、执政者能把百姓视作伤病,对他们倍加关心、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而国家灭亡的原因,则在于将百姓看得如同泥土、小草一样微贱,随意践踏,这就会给国家招致灾祸。领导者如果能把孟子“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理念落实到治理中,做到视民如伤、爱民如子,那么百姓、下属就会和之同心同德、患难与共。

  《群书治要·六韬》 中也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领导者如果也能以这样一种态度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百姓、下属自然也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一样,发自内心地爱戴、尊敬领导者。相反,如果领导者、在位者连百姓、下属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还百般苛求、肆意糟践,那么被领导者、执政者不仅会心生抵触,甚至还会将之视为仇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是全体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正由于此,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正是“与民同乐”“以民为本”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二、盛世考察历史,衰世自骄自智

  《孔子家语》中讲,“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历史长河中,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都能够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唐太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十六岁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没有时间深入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二十七岁做皇帝之后,他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他就命令魏徵等大臣, 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经验汇集起来,编纂出《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认真阅读之后,说: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 不亦大哉!”(《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他认为《群书治要》的内容广博而切要,经、史、子中所记载的典故、经验、教训和治国方法,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部书使他能够汲取古圣先贤的智慧,遇到事情不迷惑,知道应如何处理,并且知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明白了治国理政应该从何处入手。

  盛世之君考察历史、以史为鉴,而亡国之君则自骄自智。《吕氏春秋》中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必轻物” 的“物”是指自己以外的人,即别人、众人的意思。亡国的君主一定是非常骄满自大、自以为聪明、又轻视他人。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对待士人就会简慢失礼;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别人,就会对人没有防备,对人没有防备,也就会给自己招来祸患。“专独则位危,简士壅塞”,独断专行,就会使自己的位子不安稳;对士人简慢无礼,就会闭塞视听。反过来,“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如果在位者不想闭塞视听,一定要礼贤下士;要想使自己的位子安稳,一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如果不想为自己招来祸患,一定要防备完善。这三点是君主治国的大道。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以史为鉴的传统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时,毛泽东同志称这是“赶考”,并以史为鉴,告诫周围的人说,“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不要学西楚霸王”。毛泽东非常喜欢读史书,一套《二十四史》,走到哪、带到哪、读到哪,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对其中的很多章节反复阅读,留下大量的批注、圈划和评语。

  习总书记也尤为注重历史,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并多次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总书记指出,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盛世任用忠贤,衰世听信奸佞

  《群书治要· 中论》 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就是说,亡国君主的朝 中并不是没有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的贤臣,府中也并不是没有圣贤经典,但还是不免于灭亡,原因就在于虽有贤才,却不能被任用;虽 有圣贤的礼法,却不被推行。历史上无数典故告诉后人,但凡任用奸佞小人的领导者、君主, 都不能避免衰亡的结果。正如《群书治要·典语》中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意思是,世间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并不是由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只要任用有才能的、有德行的人为官,那么治理之道就会清明。如果奸诈的、谄媚的官员干预政治,祸乱就会兴起。知道这一点,领导者就要选择忠贤之士做自己的属下,把这些人提拔到管理者的位置。但是,忠贤之士并不是能够一目了然就观察出来的。正如《吕氏春秋》所讲:“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使国家灭亡的君主,看起来好像是聪明而富有智慧的。亡国之臣,看起来都是很忠心的。这些表相是愚者大为迷惑的,也是为圣人所详加考虑的。所以,明智的君主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臣子才是忠贤之士,并能够把这样的人选拔出来。

  正是对“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的历史规律具有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视选人用人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原则。在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周恩来总理就是尊重人才的杰出典范。周总理将人才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在政治上对人才充分信任,视杰出人才为“国宝”,在工作上创造良好环境,尊重支持人才,在生活上为人才提供保障。此外,还通过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来造就人才,全面培养人才。周总理的人才观以及对人才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对中国的各项人才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还为中国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当前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面对新的历史特点,人才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关键。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四、盛世乐闻其过,衰世乐闻其誉

  《孟子·公孙丑上》中讲,孔老子的弟子子路“闻过则喜”,子路听到别人为他指正过失,就非常欢喜。“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别人给他进谏善言,就向人礼拜以示感谢。《群书治要·吴志下》中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这说明,使国家兴盛的君主,无不喜欢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而那些使国家昏乱的国君,都是喜欢听到别人对他的赞誉,喜欢别人奉承、为他歌功颂德。喜欢听别人指正过失的人,他的过失就会一天天地减少,福分也就来到了。相反,喜欢听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反而会一天一天地减损,最后灾祸也就来到了。

  《孔子家语》 中也有类似的教诲:“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 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 有也。”良药虽然吃起来很苦,但是对病的痊愈 有帮助。忠言虽然听起来使人不悦,但是对矫正行为有帮助。商汤王、周武王的臣子都敢于 直言不讳,所以他们的朝代就昌盛起来了;夏 桀王、商纣王的臣子大多唯唯诺诺,不敢犯颜直谏,结果他们就灭亡了。如果领导者、君主 没有敢规劝他的属下、臣子,父亲没有敢规劝他的儿女,兄长没有规劝他的弟弟,普通人没有规劝他的朋友,而要想保证自己没有过失, 这是从未有过的。《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讲: “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君主一定是厌恶忠臣的犯颜直谏。这些教诲都是提醒领导者要保持明智,就必须多听他人指正自己的过失以及好的建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乐闻其过”有着显著的体现。对党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中“ 批评”就是“乐闻其过”的重要体现。《党章》规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要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对党外来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一种协商式监督、合作性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知无不言的挚友、过失相规的诤友,互相监督不是彼此倾轧, 不是相互拆台、相互掣肘, 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五、盛世反求诸己,衰世怪罪别人

  《春秋左氏传·庄公十一年》上讲:“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尧舜禹汤在位时,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他们遇事能反省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相反,桀纣亡国,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知自省而只会怪罪别人。这就告诉我们,盛世与衰世的区别,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做到反躬自省。

  汤王在位时, 秉持“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做法。《群书治要·后汉书二》记载,在遇到大旱时,成汤以六事来自责:“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使用民力太急遽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得太奢华了?还是女宠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受的贿赂太多了吗?还是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

  正因为尧舜禹汤都有这种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感,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因此,领导者能否率先垂范自我反省,对于一个国家的昌盛至关重要。

  而衰世之主则恰恰相反。据《淮南子》 中记载, 夏桀不关心朝政,放纵欲望而没有节制,商汤起兵把他关在焦门。即便如此,他仍不知反省,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后悔没有在夏台把商汤杀掉。商纣王也是如此,自己只知道寻欢作乐,不理朝政,不顾百姓疾苦,还制造炮烙等残酷刑罚,最后周武王把他困在了宣室。他同样没有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没有在羑里这个地方把周文王杀掉。像夏桀、商纣这些人,即使遇到灾难,甚至濒临灭亡,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还在怨天尤人,下场可想而知。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其中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这就来源于古代“反求诸己”的思想。早在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就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随后,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党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自己的章程,成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准则之一。与此同时,党章宣示,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政党及党员的层面开展自我批评,反求诸己,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及问题,及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和自我改进,才能在过去的100 年里,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能不断地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六、盛世抑损情欲,衰世纵欲享乐

  《群书治要·晋书上》中讲:“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无不是因为君主抑制自己七情五欲的享受。到了末期,三代之所以衰落乃至灭亡,也无不是因为君主太放纵自己的情欲、过分奢侈浪费所导致。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键都在于能够节制欲望。经传 (此处指 《礼记》) 说:“欲不可纵,傲不可长,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考察历史会发现,举凡有家有国,之所以能够昌盛,没有不是凭借节俭的;之所以失去所得,也没有不是因为过分奢侈浪费所导致的。节俭的人,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奢侈浪费的人,只知一味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情欲的人就危险,节制欲望的人会平安。尧舜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级土台阶,他们夏天穿粗布衣服、冬日穿鹿皮大衣,衣着都很粗陋。禹王的宫室非常简朴、饮食也非常微薄。这几位帝王并非生来不喜欢奢华,而是因为他们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节俭。恰是因为节俭,才能够使天下太平。

  中国古人讲:“欲是深渊”,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没有边际。所以 《大学》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格物”做起。“格物”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恰当的理解就是格除自己的物欲,即人面对财色名利时能如如不动。“格物”之后,才能够“致知”,智慧才能够显明。“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只有把心放正,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领导者要想修身,应该从格除物欲做起,吃、穿、住、行都要力求俭朴,而不能奢侈浪费。

  中国古人从小就教导孩子要勤俭持家,所以大多数家庭都能够绵延数代、家道长久。晚清曾国藩先生虽然官至四省总督,但他仍修身律己、廉洁勤俭,还留下家训遗嘱,告诫子孙务必俭约、不能放纵欲望。古人认为,“少年得志大不幸”,少年的时候有钱有势,踌躇满志,便恣情放纵,不知珍惜,结果很快就会自尝苦果。所以,人在童年的时候应该积福、惜福;到了中年,要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贡献社会、回馈国家、造福人民。当人心中怀着这样的信念时,即使是承担很重的工作,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国家、社会、人民乃至千秋万世的价值和意义;由于中国古人重视教导子孙,所以到老年时,子孙绕膝,乐享天伦。中国古人的人生轨迹,至今仍然值得国人效仿。

  《尚书》中记载,禹王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非常喜欢游乐、打猎,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他还不知道反省。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羿就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着母亲随从打猎,在洛水和黄河的交界河湾之处被拦住后,几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导致了现在的困境,就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有一个弟弟说:“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意思是说,祖宗大禹留有遗训: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在外又兴起游猎的风气,喜欢饮酒、迷恋歌舞而没有节制,住着又高又大、墙上雕绘着图饰的屋宇,有上述情况之一,则没有不灭亡的。“俭以养德”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浴血奋战中壮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靠着艰苦奋斗精神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胜利,在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劳模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富有时代内涵的崇高精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自觉践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更是多次指出,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当今中国的领导人也深刻认识到,坚决杜绝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不仅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远发展。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四风”。党的十九大以来,自上而下的反四风力度持续增大。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使命,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更攸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习总书记更是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七、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淮南子》记载:“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遵守着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代兴亡的轨迹、看清成败的变化,不符合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说话、不随意作为,能够择善而从。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师表。

  那么,为什么成康之后,想使国家兴盛发达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兴盛的却没有呢?《群书治要·汉书七》中用一句话指出原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几乎也有上千年了。想使国家大治的人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够再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君主都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一任自己的私心来行事,结果导致奢侈盛行、仁义废弃,所以盛世不再。《群书治要·商君子》中也说:“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这句话直接点明了国家衰亡的原因:乱世的君臣都是洋洋自得地想着要怎么样专有一国的利益,想方设法地去选择哪一个官位更重要、哪一个官位更方便谋取私利,这是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孔子家语》中记载这样一个典故: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大礼何如?”“大礼”是怎么样的呢?“子之言礼,何其尊也?”为什么您一谈到礼,就这样地尊崇它?孔子说:“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孔子讲:“我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是因为礼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因此,古代治国理政的人都特别重视礼,并且身体力行,以之教导百姓。比如,他们居住的房屋很简陋、穿戴的服饰非常俭朴、乘坐的车子没有特别的雕饰、日常所用的器具也不精雕细刻,饮食不讲究美味,心里没有过分的贪求,能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就是这样来践行礼的。哀公听了之后,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那么今天的国君为什么却不能够这样去践行礼了呢?孔子回答说:“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今天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并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也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而今天的君官役用和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做法,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今天的官吏不能够修明礼教的原因了。

  由此可见,为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够复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位者不能够率先垂范,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把升官作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身为领导者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福利的。

  所以,古之盛世君王,他能够崇尚道义,崇尚道德仁义礼,以天下为公,而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无非是升官发财、以权谋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也忠实继承了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的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城楼上巍然悬挂两行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面对积贫积弱、尚未完全解放的国家,外部又面临帝国列强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景况,喊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怎样一种“天下为公”的胸怀和气魄。当今世界,在斗争冲突不断的国际社会,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以看到,“天下为公”是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与担当。

  以上通过对历史典籍中盛世之主与衰世之主特征的对比,可以看到政德修养与国家盛衰之间具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更让我们找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成功密码。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可以观历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史为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刘余莉、聂菲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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