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来到陕北。在陕甘宁苏区，他用4个月的时间对革命领袖、红军将领、普通战士进行了广泛采访，搜集了大量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其后不久，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撰写成通讯报道，并汇集成册，取名《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该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随即轰动世界。读者在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的红色教育家徐特立。

　　“教书先生老徐”。斯诺到达陕北这一年，徐特立59岁，这在当时已属高龄。此时的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主要工作包括创办学校、编写教材、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干部群众文化水平等。

　　在陕北，徐特立是人人熟知的“教书先生老徐”。采访中，斯诺也常常称呼他“老徐”。在《红星照耀中国》“人生五十始！”一节中，斯诺专门写了他对“老徐”的印象：“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给斯诺印象最深刻的是，年逾半百的徐特立在革命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回忆入党经历时，徐特立告诉斯诺：“我早想当共产党，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后来，徐特立在《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入党时的心情：“忽经罗迈同志（李维汉）介绍我入党，实出我意料之外。从此解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因之我的精神在任何环境下是愉快的。”入党以后，徐特立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上来。

　　面对地瘠民贫、文化荒芜的陕北，斯诺写道：“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没有疑问，他（徐特立）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事实正是如此，徐特立用他丰富而独特的教育经验，为创造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了奠基的工作。

　　“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是斯诺对徐特立的另一个称呼。在《红星照耀中国》“红军旅伴”一节中，斯诺记录了他在前往陕北保安的路上与几个孩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孩子对共产党和红军有着最朴素的认识，将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

　　看到孩子们好奇地向他这个外国人围拢过来，斯诺决定考他们一下。“什么叫共产党员？”斯诺问道。一个孩子回答：“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斯诺继续发问。另一个孩子答道：“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孩子们还告诉斯诺，这里的地主和资本家“都逃跑了”，因为他们“怕我们的红军”。一问一答之间，孩子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斯诺却不禁感到好奇：“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带着这个疑问，他专门采访了徐特立。

　　虽然此时徐特立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尚且不足一年，但他早已着手发展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一边编写教材，一边上课，大力培养师资，开展扫盲运动。斯诺在书中写道：“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班学生在进行试验”。

　　在徐特立的不懈努力下，一批批学员先后毕业，被分配到苏区各地。这些学员很快成为苏区教育的拓荒者，在无数孩子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使他们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革命要解放穷人”。斯诺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这位“圣诞老人”送给孩子们的不是礼物，而是比礼物更宝贵的革命精神。

　　“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是斯诺对徐特立的一个评价。斯诺在书中写道：“他（徐特立）到1927年才成了共产党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主要与徐特立的人生抉择有关。

　　徐特立原本可以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但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庭，报考了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徐特立开始践行“教育救国”思想。为了表达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给全校师生作演讲时，忽然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用鲜血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斯诺在书中特意写到徐特立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诚意割去的小指尖”。

　　后来受五四运动影响，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还特别对他提到，自己的老师徐特立在40多岁时选择放弃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徐特立从最开始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到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再到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转变经历了艰难的蜕变历程。

　　斯诺写道：“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50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教育家徐特立入党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危难中的同志。党内同志将徐特立入党比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入党后不久，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用实际行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走向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在斯诺眼中，徐特立是受人爱戴、经验丰富的“老徐”，是爱护孩子、传道授业的“圣诞老人”，更是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在斯诺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的艰苦创业历程，更感受到他对党和人民的深沉热爱，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