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成

　　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诋毁、污蔑，我们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策略，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活动，摆脱了舆论困境，赢得了各界人士支持。其中所秉持的理念、建立的机制、采取的措施，对于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出去”：全方位宣传中共的理念和抗战主张。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非常重视对外联系工作，提出要打破“左”的教条束缚，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要把“加紧国外宣传”作为一项紧急任务。首先，成立宣传机构。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挑选与海外有社会关系的优秀学生和进步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并设立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等等。这些对外机构在传递中国声音，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和根据地的经济社会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翻译、出版著作。在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数十篇著作译成外文发表，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协助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也将毛泽东的著作在港编译出版。再次，发行报刊，建立电台。在纽约创刊的《先锋周报》1934年改版为《先锋报》，立足美国社会下层的劳工华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为扩大国际影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了在海外从事救国宣传的机关报《救国时报》，虽然存续时间不足3年，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走在了时代最前列。1941年新华社的外文刊物《中国报道》，通过香港或其他途径发往外国，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平台。除报刊外，新华广播电台也成为该时期我们对外宣传的重要方式。

　　“请进来”：架设对外传播的直接平台。一方面，欢迎国际友人记录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情况。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对根据地的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等作了广泛调查。随后《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报人在中国创办的一份时政类英文期刊）、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报》等多家报刊，先后发表了斯诺的30余篇通讯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这些报道汇编成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后，更是一度轰动世界，称其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震撼世界。此后，有100余位国际友人来到延安，国际新闻界也掀起了报道中共的热潮：韩素音写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海伦·斯诺写了《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等等。这些著作大量报道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情况，讴歌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了红色中国。另一方面，邀请外国记者、军人等到延安和根据地访问。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后，国际友人不能随意进入。对此，我们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及时传递中共声音，邀请外国记者、军人等访问考察，就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例如，1944年2月，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邀请《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媒体的记者一行前往采访报道，向他们介绍中共抗战贡献，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实际情况。再比如，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中共方面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向他们全面介绍了中共的方针政策、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敌后抗战形势，得到美方的高度认可。

　　延安时期我党做好国际传播的启示。党在延安时期的国际传播工作，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与污蔑，更是有效提升了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颇有启迪。

　　第一，坚持主动出击。一段时期，在国民党的诋毁宣传下，“强占国土”“攻打国军”“阻碍抗战”“游而不击”等充斥报端。对此，我们不是采用“污蔑—回应—再污蔑—再回应”的应对方式，而是坚持塑造是更高层次维护的理念，主动出击，把对外宣传作为重要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将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对国内外的宣传应当自动地有计划地供给各种适当的情况材料；1944年中央再次要求“有系统的真实地报道敌后战况，生动有力的宣扬我军英勇业绩”。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国际传播工作，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尽力既让他们了解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了解我们的缺点和不足。周恩来也提出，“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敞开大门”是延安时期接待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谈到延安政府的缺点时，态度上一点也没有东方人的自卑感”。中共的自信态度和开放胸襟给外国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取得了良好外宣成效。

　　第三，善用外媒力量。国际友人、报刊记者、美军观察组等，或通过报道，或通过著书，或通过报告，将中共的实际情况传递到国外，这对我党塑造国际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用朴实的叙述、鲜活的文字、生动的事例，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中共形象，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第四，用事实说话。在抗战期间，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逐步提高，他们都想看一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中共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国的利益。因此，党中央强调，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自卫抗战中是能够发展的。（杨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