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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仆后继铸丰碑

来源:吉林日报2020-09-18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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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简介

  董新春,男,1962年出生,曾任临江市委秘书长、市委办主任,长白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等。2009年7月,任吉林省白山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白山年鉴》主编、《白山市志》总撰稿人。2016年2月,担任吉林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吉林省地方志专家团成员。

  1943年,在七道沟铁矿时任“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宣传委员的李剑云

  1947年罗衡(左)在朝阳镇

  李剑云(前排左一)、罗衡(前排左二)、姚黎明(前排左三)1949年春于沈阳北陵公园

  日寇在用铡刀屠杀东北抗日联军志士

  日伪时期,大栗子铁矿工人的悲惨遭遇

  日本侵略者在残害中国妇女、儿童

  三岔子林区木把的罢工斗争

  伪满时期,日伪当局设在濛江那尔轰至江源三岔子深山老林的众多木场和木材运输线,既是东北抗联打击日伪的主要目标,也是东北抗联获取弹药、补充给养的重要来源,木把(现为伐木工人)工友成为抗联的天然盟友。

  1940年,东北抗联部队离开白山后,原抗联一路军很多失散人员潜伏在林区木场谋生当木把。1941年6月,日本“满洲土木会社”在新开岭设立了一个“作业所”,所长是日本人。“作业所”有三个木场,一是由把头赵成来、乔志清管理的木场,有100多名木把;二是由高把头管理的木场,有300多名木把;三是由谢把头管理的木场,有60多名木把。赵成来、乔志清在临江招木把时,承诺每人给150元,可是到三岔子后,每人只给40元,其余的乔志清说“上山之后再给”。木把们上山干了3个多月,乔志清就是不给钱。木把们吃的是发霉的苞米面,到了冬季穿不上棉衣,连冻带饿一下子病倒了90多人。为了治病,木把们找乔志清要工钱,乔志清说:“大柜(木商办事机构)不给开支,我也没办法”。木把们推举梁政福、姜连和为代表,带领20多名工人去找日本所长。日本所长蛮横地说:“活的不干,什么什么的不给。”工人们讲:“什么都不给,人都冻死了。”得到的回答是:“死了死了没关系,中国人大大的有。”这下可把木把们气坏了,梁政福一把揪住日本所长,木把们也都围了上来,架着他的胳膊,拖着他一起到三岔子去找大柜。走到王家蹚子被山林警察拦住了,山林警察看有这么多气红了眼的木把,也没敢动硬的,只是劝说有事慢慢商量。这样木把们放开了日本所长回到新开岭,第二天日本所长拿出三麻袋高粱米送给木把,改善伙食。几天以后,木把们又委托梁政福和几名工人到三岔子柜上要求开支,这时高把头木场也推选100多名工人代表到三岔子柜上算账。山林警察队前来镇压,绑走6名工人代表,这引起了整个新开岭三个木场工友们的愤怒和不满。400多名木把一起下山,包围了三岔子日本守备队,要求释放被捕工友。木把们各自背着行李,拿着镐把,要到林子头街找伪劳动局算账,日本守备队长见势不妙,答应了木把们的要求,不几天通化大柜开了支,并把当时绑走的6名木把放了回来。这场罢工斗争有400多名木把参加,坚持3个月之久,是三岔子林区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斗争。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北抗联失散人员在各木场成为木把罢工斗争的主心骨。

  活跃在白山矿区里的党组织

  1940年初,抗联二军某连指导员玄国珍(1936年曾任临抚县委委员)在同敌人作战中与部队失散,他在石人林子头街以开修表店作掩护,开始做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抗联二军女战士金正一与部队失散后流落在深山,在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之时,得到山中一老两口救治。金正一病愈后又去寻找部队,巧遇玄国珍,二人在患难中结为夫妻,共同在林子头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玄国珍和金正一都是朝鲜族,他们联络失散原抗联战士,并介绍其到石人、八宝、七道沟等矿山谋生,在矿区组织成立“反满抗日救国先锋队”,先后有40余名原抗联战士以矿工的身份隐藏在石人等白山矿区。

  1941年12月29日,伪华北新民会奉日伪当局指令从山西太原押解被俘的抗日战士300多人到白山矿区充当“劳工”,其中100多人去了铁厂子采炭所,200多人到石人采炭所并被编成辅导大队”,统称“特殊工人”。1942年2月7日,石人采炭所“特殊工人”中的袁世萍(化名刘嘉,被俘前是八路军129师教导队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经过秘密串联,把“特殊工人”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共石人采炭所地下党小组,并推举袁世萍为组长。

  有一天,袁世萍结识了钟表店的修表匠玄国珍。时间长了,他知道玄国珍是抗联二军潜伏在石人的地下共产党员,两人建立了组织联系。此后,袁世萍就在石人采炭所组织了以党员为骨干、以矿工为主力的“反满抗日救国先锋队”,继续开展袭击日伪据点、制造生产事故、破坏矿山设备以及惩治汉奸把头、罢工怠工逃跑等形式的抗日斗争。

  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在矿区成立之后,矿工们由自发的、零散的、局部的反抗斗争发展到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斗争新阶段。

  有一次,石人采炭所工人排成队由警察押着上班,青年工人张生贵在队伍里走着,后面的伪警察无缘无故地用枪托猛撞了他一下,两人争执了起来。伪警察蛮不讲理,反而用枪托狠狠地打了张生贵,张生贵年轻气盛,也不示弱,上去把枪夺了过来,往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用力一磕,把枪摔成两截。几个伪警察一拥而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张生贵捆绑上然后扭送伪警察所关押起来。事件发生后,地下党小组决定利用这件事启发矿工们的阶级觉悟,也让采炭所的日伪封建把头们知道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厉害。地下党员们分头行动,鼓动工人们说:“伪警察所不放人,咱们大家就都不上班!”工人们齐声响应。第二天早晨矿工们开始罢工,外勤把头们闯进工棚,软硬兼施,就是叫不动工人。大家齐声呐喊,让伪警察所放了人才能上工干活,最后迫使伪警察所放了张生贵。这是石人采炭所地下党小组成立后第一次组织工人斗争,这次罢工的成功,鼓舞了矿工们的斗志,也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地下共产党员们通过这次斗争获得了经验,也赢得了矿工们的信任,树立了威信。

  1944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加紧了掠夺中国煤炭的步伐,在石人采炭所搞了个“大出炭”运动,三坑301工作面开设了一个万吨掌子面,地下党支部决定破坏它。党员杨德山和几名抗日救国同盟会的会员抓住日本监工指挥生产失误的机会,在万吨掌子的顶板和出煤口打眼放炮,巧妙地炸毁了这个东边道株式会社最大的采煤掌子面,造成停产半个月,有力地破坏了日伪当局的“大出炭”计划。

  这一年的八九月份,石人采炭所地下党支部还搞了一次“反对吃橡子面”的斗争。当时,由于日寇前线战事紧张,日伪当局经济恐慌,粮食严重缺乏,就用橡子面代替粮食发给工人,不少矿工因吃了橡子面窝窝头而便秘。地下党支部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人们也借机不上班,或上了班说肚子痛干不了活,迫使采炭所的日伪当局把橡子面都换成玉米面。

  临江县石人镇“天祥利”杂货店经理肖桂茂经常到奉天进货,因和山东胶东区党委派往东北的中共南满支部书记李健是老乡而被发展为抗盟会员。由于玄国珍的牵线,袁世萍很快通过肖桂茂与李健生接上了关系。

  1944年5月,李健生到石人传达山东胶东区党委“哈工委”的决定:承认中共石人采炭所党小组,并批准党小组改为党支部,袁世萍任支部书记。同时决定将“反满抗日救国先锋队”更名为“各界抗日救国同盟会”。

  1945年1月,石人采炭所党支部收到李健生的来信。信中指示抓紧积蓄力量,做好反攻准备。经与玄国珍等同志研究,党支部决定继续发展各界抗日救国同盟会员;党员抓紧与矿工交朋友,甚至可以结盟拜把子;广泛开展“日必败,我必胜”的宣传。2月,上级党组织指示,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组织矫正院的“辅导工人”逃跑,出去后参加抗日武装。3月,抗日救国同盟会的会员李九龄带领16名“辅导工人”扒开石人矫正院屋后的墙角,夺取了矫正警的枪支,然后用棉被搭在电网上,冲出矫正院往后山跑。矫正院的警察发现后,调来宪兵警察追赶堵截,李九龄用夺来的步枪掩护矿工逃走,最后自己壮烈牺牲。4月,石人西斜坑50余名“辅导工人”将当班的辅导士绑在井下的坑木上集体逃走,当局封闭坑口3天进行抓捕,只找回7人,其余全部逃走。6月23日,地下党支部的党员组织“辅导工人”与其他矿工300余人捣毁铁丝网后全部逃跑,这一事件发生后震惊了矿山的日伪当局。据郝祥东主编的《中共白山党史》一书记载,石人采炭所党支部先后领导“辅导工人”进行了17次不同规模的逃跑行为,共逃出500余人,仅有少数被抓回处死。

  1945年8月上旬,苏联红军突破了日本关东军的防线,日本侵略者和驻石人采炭所的大批警察与宪兵特务开始向临江县城方向撤退,并囤集粮食及其他物资,企图负隅顽抗。采炭所党支部立即发动矿工一起行动,将“自荣大队”的500余人组织起来出面与日方掌柜算账,迫使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全部发放所欠矿工的储蓄和工资。党支部还组织了300余人参加的护矿队,以防日伪把头破坏矿山设备。

  8月13日,矿工们在党支部的组织下,手持钢钎、镐把,再次包围了日本把头,迫使他们发放返乡矿工的路费。随后,袁世萍、魏文举等中共党员在两天的时间内成立了一支由400多名矿工参加的武装队伍。

  8月17日,袁世萍带领这支矿工队伍到了沈阳,找到了挺进东北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袁世萍走后,玄国珍负责石人炭矿党支部工作,带领剩下的石人、砟子炭矿的抗日同盟队伍,继续开展保护矿山设备、维护矿区秩序的工作。

  接受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及其所属冀中区党委、冀热辽区党委、胶东区党委等,设置专门机构,以领导开辟东北的抗日工作,方针是:多线派遣,单线领导,从组建情报站入手,逐步恢复和建立党组织。

  1942年2月,胶东区党委在统战部长林一山、副部长于谷鸯主持下,利用春节召开东北返乡人士座谈会之机,成立了“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动员委员会”(亦称东北工作委员会),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长林一山任主任委员,具体负责“抗委会”的工作,姚黎明是“抗委会”的委员。

  1943年春天,胶东区党委又成立了“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简称“抗盟会”),姚黎明为主任委员,罗衡(原名张致清,共产党员)为组织委员,李剑云(原名李志禹,“抗委会”会员)为宣传委员。当时,胶东区党委分析认为,辽东特别是当时的通化地区是日寇在东北的后方,那里工矿企业较多,物产丰富,是日军的物资供应基地,因此很可能是收复东北最后决战的战场;那里山多林密,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那里工人比较集中,且大都是矿工,革命精神较强,抗日动员委员会又在那一带发展了一些会员,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更主要的是那一带有很多山东人,派去的干部社会关系相对较多,便于掩护,容易站住脚跟。胶东区党委同时决定成立中共辽东特别支部,派刘子祥任支部书记,罗衡任组织委员,吕荣任宣传委员,并安排他们先后潜入东北。

  1944年10月,罗衡、姚黎明、李剑云3人在通化七道沟铁矿工房子召开了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定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方,在七道沟组建特别行动小组,由罗衡和刘仁宏负责,开辟八宝、砟子、大栗子一带抗日斗争。此时的白山地区已经成为辽东各界抗日同盟会的重点活动区域。

  1945年2月,胶东区党委在七道沟铁矿成立“中共辽东特别支部委员会”和“中共辽东特别支部通化分支部”,罗衡任通化分支部书记。

  1945年4月,通化分支部的领导中心迁到了通化市内,领导抗日斗争的主要活动区域在白山的八宝煤矿和大栗子铁矿,虽然与中共石人采炭所支部没有任何联系,各自独立地进行工作,但这两个党组织均属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组织系统。中共石人采炭所支部由胶东区党委北海地委派出的中共哈尔滨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共通化分支部由胶东区党委直接派出的中共辽东特别支部领导。5月,山东地下党组织和所领导“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的工作已发展到大连、沈阳、通化、铁厂子、二道江、八宝、七道沟、辑安、良民甸子、上套等地。与此同时,通化分支部在八宝煤矿发展抗日同盟100余名会员,石人煤矿党支部也几次派人到八宝煤矿、七道街铁矿与罗衡等地下党员秘密接触,互通情报,协同斗争。白山乃至原伪通化省、伪安东省、伪奉天省的部分辽东地区已经成为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白山地区是坚持抗战时间最长的东北抗日根据地之一。从1931年“九一八”之后,辽宁民众自卫军抗击日寇入侵,到1933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来到濛江白浆河木场,1939年中共山东胶州党组织创建“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牺牲,1945年8月23日,“辽东各界抗日同盟总会”领导的辽东抗日游击纵队接管伪通化省政权。白山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日斗争达整整14年之久,集中浓缩和全面展示了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注:

  袁世萍:日伪统治时期,中共石人采炭所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以后,曾任北京医疗器械总厂党委书记。

  罗衡:日伪统治时期,中共地下党通化分支部书记,曾在七道沟、大栗子铁矿、八宝、铁厂采炭所等地组织矿工对日伪进行武装斗争。1945年12月,任临江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1946年后,进入教育领域工作,离休时为沈阳农学院党委书记。

  李健生:革命烈士,日伪统治时期中共南满地下党负责人。1946年10月,在丹东掩护安东省委撤退时光荣牺牲。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薛晓东,记者毕玮琳、王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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