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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空间何以被称为“初心之地”

来源:解放日报2020-01-21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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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

  编者按:

  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近代上海的“缝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都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2021年,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列出的原因包括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等。这里,我主要从城市空间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角度出发,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事实上,上海之所以成为现代新文化中心,就与这座城市的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那里没有“政治缝隙”可以利用,革命者时常被北洋军阀直接抓走。由此,大量进步的文化人便不断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

  比如鲁迅,他不仅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甚至生命中最后10年就做上海人了。鲁迅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一九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则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

  总的来看,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以“政治缝隙”为例,上海近代城市有“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或者叫“一市三治”。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三界的“缝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可以说,近代上海为中共建党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信,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

  先来看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城市迅速成长,工商业发展,出版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由此逐渐呈现出一些特质。简单梳理一下,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一战以来,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上海也进而拥有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陈独秀曾反省:五四运动后,北方文化运动最可痛心的是“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则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

  上海工人还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目的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工人阶级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了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

  到1920年12月15日,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外,当时还有50多个国家的10多万名外侨生活在上海,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名人也先后访问过上海。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讯,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使得上海成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年,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维经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

  现代新文化中心、中西文化交汇窗口催生了一批新型知识群体

  如果说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些基础性硬件的话,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就是不可或缺的软件:上海是现代新文化的中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催生和集合了一批新型知识群体。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思想活跃的群体。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大地,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应运而生。福州路文化街上,聚集了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被誉为“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就在这条路上。

  文化的“工业化”,进一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印刷和发行普及版书籍报刊,上海制造和吸引了人数可观的阅读群体。借由各式传播媒介形成的信息网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强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并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伴随这一进程,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深入人心。1898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

  1907年,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此外,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迅速转向,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先进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

  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由此,施氏成为该社的重要辅助人员。

  人口流动频繁,居民成分复杂,石库门四通八达,利于长期隐蔽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法租界1914年扩张后,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建房计划。这些东西向、南北向的新路,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就是“西门区”。

  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当时都会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大家都知道,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紧密相关的一条路叫望志路。1921年,正是在这条路上,召开了中共一大。那么,望志路是怎么来的?1915年,公董局工程师望志因伤寒在沪去世。为表彰他为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公董局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新建的马路。

  树德里坐落在望志路的北侧,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据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是每月16元,总体上还是比较便宜的。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每月就需要支付约80元的租金。

  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石库门里弄建筑四通八达,区内的居民成分复杂,利于长期隐蔽,所以职业革命家往往把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里。树德里、永吉里等支弄分别与周边的马路相连,一旦出现意外,撤退逃走也比较方便。

  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共同看中的,也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于此的重要原因。他们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来说,这里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这一区域。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在老渔阳里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是关键性时期”

  上海城市众多的街区、建筑为建党人士提供了活动空间,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个空间:老渔阳里2号。

  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到上海后居住于此。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新青年》的编辑部,也是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处、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此后,这里又成为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秘书处。

  1920年6月,毛泽东走入老渔阳里2号。他回忆:“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空间: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正式创刊,以批判的立场来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后来,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也入住三益里17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受陈独秀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与大伙交谈建党事务。

  第三个空间:辅德里625弄。

  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为寓所。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在此诞生。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辅德里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个空间:新渔阳里。

  在这里活动的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多位参与中共早期工作、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知识分子。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曹靖华等。经过维经斯基的筹划,在这里还创办了由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

  第五个空间:树德里。

  1920年秋,树德里106号、108号房屋建成不久,李汉俊等人搬迁入住。中共一大就在沿街的106号内召开。

  这块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空间,构成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的建党图景。一批中共创始人在这里艰难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本文整理自苏智良教授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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