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历经重重苦难的上海，记录着日军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铭记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全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

　　大屠杀不限于南京

　　一个婴儿，在被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嚎啕大哭——这是淞沪会战中日寇暴行的铁证。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被日机轰炸，摄影记者王小亭闻讯后马上赶往现场，拍下了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彼时的上海南站位于上海老城厢的南市（现属黄浦区），远离战区，也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军的轰炸完全是针对无辜平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说。纪念馆特意将这张照片制作成三维场景，照片中被轰炸后的废墟“延伸”至参观者的脚下。

　　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在谴责日军的无差别攻击。1937年9月9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9月8日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在上海松江遭到日机轰炸的场景：“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没有一个中国兵。上海难民又逢一次浩劫”，“轰炸以后，站内的景象至为凄惨，断腿残肢，血腥满地”。

　　唐磊说，事实上，日军的大屠杀，不是到了南京才开始的，也不仅限于南京一城，就在1937年8月13日当天，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已经开始。

　　日军挑起战端后，立即进占上海虹口、杨浦、闸北等地，封锁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根据8月15日《申报》报道，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以祸起仓促，未遑逃避”，“（日军）将此无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杀，而以吴淞路一带被日兵所杀死者尤多，以致尸体堆积，血流成河”。

　　10天后的8月23日凌晨，增援的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罗泾小川沙河口登陆后，沿途烧杀淫掠，在不到100天时间里，杀害平民2244人，占当时乡民总数的80%，烧毁房屋10948间，奸淫妇女数以百计，史称“罗泾血案”。

　　距离淞沪抗战纪念馆20公里的日军登陆点，如今已被修建为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一块长22.44米的纪念碑寓意遇难同胞人数。纪念碑的几何形状墙体与地面融为一体，呈现出断壁残垣的形象，让人深感沧桑悲凉。

　　“罗泾血案”的少量幸存者如今依旧居住在这里。年过九旬的张家英对记者回忆说：“鬼子过来后，把老百姓都抓起来，用绳子捆起来，牵到东面的大坟，然后把房子都烧掉，32个乡亲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来，逃难回来的人收尸，发现32个乡亲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只有6岁。”

　　另一名幸存者王佩英于2020年逝世。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她亲眼看见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还目睹自己奶奶惨遭杀害。随后三个月里，她时而躲在废墟下的民房，时而躲在坟场，惊恐和饥饿让她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头发苍白，成了“白毛女”。

　　日军在其占领区为了进行大屠杀，每每先进行大搜查，凡遇青壮年男子，便抓去集中关押，集中屠杀，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1937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了8月25日的日军暴行：杨树浦平凉路同安里难民唐兆元等人“率领男女难民二百三四十名，拟往租界逃避”，当这批难民行经元昌路华美肥皂厂附近时，日军“将年青者百余名留下，坚不放行，立用机关枪扫射”。

　　与屠杀相伴的是纵火。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南市大火整整烧了5天，劫后所余房屋，“完整者仅二千余幢”。1940年出版的《上海生活》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劫后南市巡礼》，讲的是一位目击者在“八一三”数年后重访南市，发现仍是一片凄惨景象——“只见一片瓦砾场，中间杂耸着断垣残壁，满目荒凉。虽然已被清扫过，街道也约略能看出，但已面目全非，什么街？什么路？都已不能辨识，我们只能利用我们的猜测，加以路旁的门牌，摸索着前进。沿路我看见的，除了已毁房屋外，便是那些已被搬拆一空的房子，样子恍如荒郊中的凉亭，也有些像养马的马棚，内中已空无所有了。”

　　唐磊说：“日机在配合其地面部队进攻时，首先进行狂轰滥炸，将战区内的一切建筑物加以摧毁，使中国军队失去掩蔽之所。日军还有目的地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工厂、学校、房屋建筑及桥梁、道路等进行密集轰炸，就连手无寸铁的难民也不放过。”

　　上海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完全操纵于日军之手。《日军侵华战争》一书曾做过统计，从1937年8月13日会战爆发至9月下旬，日军用于上海战场的飞机已达200架。

　　日军侵华期间还设立慰安所。据统计，在上海的慰安所有172家，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大批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历史学者估算，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死亡平民约10万至15万人。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把“侵华日军百人斩杀人屠刀”，这是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途中进行杀人比赛使用的。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随军记者发出“杀人竞赛”新闻稿时，二人已各杀了89人和72人。5天之后，即12月10日，这两个刽子手已分别杀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此事被日本媒体所报道，成为日军侵华铁证。

　　上海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

　　“日商丰田纱厂唯恐中国申新纱厂在短期内恢复生产，派人至该厂，用重磅榔头将细纱车逐一敲坏，无一幸免……”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史料，清晰记载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疯狂破坏。

　　就在派人进入这家工厂前，日军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1937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上海闸北后，即派出飞机对申新纱厂进行轮番轰炸，投掷炸弹十八九枚，使厂房全毁，工人死伤400人。

　　20世纪30年代，工业的“齿轮”正带着上海飞速运转。到1937年6月底，上海共有工厂5515家。其中，棉纺厂数量约占全国43.9%，卷烟厂数量约占全国76.7%，发电厂装机容量占全国总量45.5%。同时，上海建有区域间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证券交易市场；从上海港出发，可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一个多月后打响的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其经济在战火下遭受巨大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如果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其战略目的是制造一个战略大后方，进行物资、劳动力和兵员的储备，那么侵占上海就是为了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力图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唐磊说。

　　“南市30%的工厂被毁，闸北100%”；“日军侵占区内的商店计有12915家，受损失者达70%”；“已有30余万工人失业，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赤贫”……1937年10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2个月时，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初步调查后的数据。

　　1937年到1945年，基础薄弱的上海民族工业面临毁灭性打击，企业经营者举步维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分析说，8年间，上海社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淞沪会战时期。持续三个月的激战，使上海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进入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相当部分工业企业撤出上海，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二是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岛时期。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渗透进上海租界，中日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有所较量，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日军可随意征用经济资源，日资企业在各方面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三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沦陷时期。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占领，日伪统治下，上海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紊乱，原有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市民生活无以为继。

　　对民族工业，日军实行多种形式的掠夺。造船工业、机器工业等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工业企业，将其变为军工生产基地；其余工业企业则以“经济提携”名义，通过“委任经营”“租赁”“收买”等方式予取予夺，“委任”之下，华资业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受托的日资企业不但对工厂有经营管理全权，全部利润也归其所有。

　　对市井生活，日军实行全面统制，导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米粮消费市场和米粮集散地的上海，时常面临米荒。1941年12月，日军发布“办法”，规定上海不论个人、公司、团体等，对五金等5类物资，凡存量超过1000元以上，都必须向设在外滩24号的日领事馆申报，且“日本军于所申报之物资一部分，当可依据国际条法，以最适当之办法处理之”。

　　一边是直接打击和没收，一边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侵华期间，日军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军票，充当其主要经费来源。军票一无发行准备，二无发行银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三无’特征，充分暴露了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据吴景平等学者研究，军票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掠夺区域遍及华中和华南。

　　史料显示，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物价共上涨了5490倍。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除军票外，还有更为无耻的行径——发行假钞。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发行假钞总额，相当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

　　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说，这些假钞通过在上海租界购物、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赌场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场，扰乱中国经济，培养收买亲日分子，帮助扶持汪伪政权，同时为日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

　　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

　　侵华日军带来的，不仅仅是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还有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校名取自“光大华夏”之意。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夏大学名师云集、建筑宏伟、环境优美，享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这么一座巍巍学府，却毁于日军炮火。1937年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夏大学，“巍峨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

　　《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一书记载：“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日机首先狂轰滥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前者半毁，后者全毁。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在日机的轰炸及炮击下全部或大部沦为废墟。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上海已有14所高等学校被毁或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被摧毁破坏的还有27所中学、14所小学及8处社教机关，如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体育场、航空协会等……”

　　据有关方面统计，淞沪会战期间遭受直接战争损失的中小学校共有272所。战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100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10余所，损失图书40万册。

　　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孟庆源介绍说，长江入海口吴淞口，有名镇吴淞，历来为上海门户、外贸港口和军事要地，故近代上海又称淞沪。100年前，吴淞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大学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的前身都创立于此，1937年，吴淞尚有大学十余所，淞沪会战中，吴淞城区被日军夷为平地，诸多高校也一并损毁。

　　“每当想起这段历史，都不由得切齿痛恨。”孟庆源说。

　　日军一方面疯狂摧毁中国文脉，另一方面在占领区大搞奴化教育，将日语列为大、中、小学主课，妄图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毁殆尽。

　　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了一本特别的“战时日记本”。这是85年前，11岁的小学生苗戈跟随父母举家迁往重庆，就读于川中附小北碚小学期间写下的童年记忆，其中一篇是读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的感想，他写道：“我读《最后一课》的时候，觉得这位学生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正好读书，却去玩耍，对于功课毫无成绩。等到上最后一堂课，才知道以前荒嬉是不对的，再想用心功课，但是国土已破家已亡，祖国的文字是不容通用了。此种情形好不令人悲痛……”

　　纪念馆内还有一处多媒体沉浸式体验区，通过实物模拟当时场景，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八一三”时的上海——从一户石库门人家的窗外看去，被焚烧成断壁残垣的街巷，即便大雨倾盆，火苗犹在；突然间，飞机轰鸣声由远而近，投下炸弹，顿时地动山摇，房屋剧烈摇晃，玻璃碎裂，墙上挂的照片差点坠落……

　　唐磊说，此处模拟的是当时上海一户中产家庭的住所，奋斗经年，生活富足，然而在日寇飞机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朝不保夕、残酷破灭。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当年，一首《八百壮士歌》在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民中传唱。激昂的曲调穿越历史烟云，在茫茫江面上回响。

　　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尽管军事失利，但这场战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人人抱着为国战死之决心，冲锋时不是剪断铁丝网，而是扑在铁丝网上，以让后来的踏在先冲上来的战友身上越入敌阵……”淞沪会战老兵陈凯荣的回忆令人泪目。

　　从这处压抑的环境出来，登上纪念馆的一处塔顶。放眼望去，吴淞口一览无余，不尽长江天际流，近处是上海宝山邮轮码头，远处是长兴岛上的江南造船厂，还能依稀看见高楼林立的浦东陆家嘴。

　　85年过去，脚下大地早已换了人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肖春飞、吴振东、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