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

2018-03-27 09:43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8-03-27 09:43:40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责任编辑:赵宇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茅文婷

  ●“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所以,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

  ●“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1961年5月,一份《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份材料提出了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十多十少”问题: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对此,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真正做好,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此,毛泽东有充分的发言权。他自己就是搞调研的行家里手。从湖南一师时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游学,到革命岁月中在赣南、闽西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为准备八大而集中一个多月听取的34个部委汇报,毛泽东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认识基础。

  毛泽东搞调研,着重注意五个问题。

  第一,调研题目怎么来?不是拍脑袋拍出来,而是“问题导向”,是为解决问题找办法。毛泽东曾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为了解决党内关于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争论而产生的。从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历时32天,行程70多公里,调研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亲眼看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感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当前的农民运动“好得很”。他回到长沙后,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中共湖南区委因此纠正了在农运工作中的右倾偏向,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调研对象怎么选?毛泽东认为,要有典型性。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一次指导调研的讲话中说:“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找调研典型,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划分。比如,农业按地理分,“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按行业分,“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还可以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进行划分,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毛泽东把这种通过个别典型而逐步深入的方法叫“解剖麻雀”。

  第三,调研以什么形式?毛泽东喜欢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他认为,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开调查会之前,要预先作准备,确定调查纲目,纲目要细致,比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毛泽东在寻乌开展的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就是按照这个纲目进行的。在会上,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总结众人意见。不明了的、有异议的,再提起辩论。会议人数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若是指挥能力欠缺,也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第四,如何让干部群众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毛泽东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他看得很明白:“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所以,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几个农民来谈话,一开始,他们很疑惧,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毛泽东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他们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他们毫无拘束,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当然,面对调查中可能遇到的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也要做好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派人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意嘱咐,要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所以,勤于动脑筋,就能更好地了解调研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有个精辟总结:“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第五,谁来记录调研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而且要自己做记录。自己做记录可以更深入地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自己动手和看别人总结好的书面报告是两回事。毛泽东调研时的记录、总结,大多是自己完成的。他在69岁高龄时还表示,虽然很多调研记录是在他精力充沛的时候做的,但“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

  毛泽东搞调研没有排场。他以“竹杖芒鞋轻胜马”的姿态,穿起蓝布长衫,蹬起草鞋,拿起雨伞就走,穿街过巷,访商店和进农家,在田头和农民一起劳动。调研是科学决策、防止失误的工作方法,是倾听群众呼声、感受群众疾苦、总结群众经验、吸取群众智慧的重要途径。不能为了应付任务而走过场,更不能成为攀比政绩的“秀场”。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实际行动作了表率。

[责任编辑: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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