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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

2018-03-19 09:44 来源:北京日报 
2018-03-19 09:44:05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 韩伟

  1946年10月,数月里凝神于战事的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驻地的窑洞里,热情接待了自北平而来的法学家陈瑾昆。毛泽东早就听说了陈瑾昆由北平一路而来的种种遭遇,在席间风趣地说:“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还有国民党特务为你送行,真得感谢他们啊!”陈瑾昆感慨地说:“是您和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

  首访延安:站在中立的“第三方”角度上,为中共建言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陈瑾昆第一次来延安了,就在三个多月前,陈瑾昆就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同符定一、鲍明钤赴延安访问。在几日的走访中,他看到边区到处民主和谐、市容整洁、士气高昂,被延安军民团结、上下一心的情景深深感染。百忙中的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们见面,还与陈瑾昆商议筹办一所新型的“法律大学”。陈瑾昆还与边区参议院副议长谢觉哉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就政治民主与中国的前途作了长谈,《谢觉哉日记》记述了他的谈话:要使国内国际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使第三次革命成功,不要再来一个“革命尚未成功”。他还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是无党论,个人本位。五十年代之后,是有党论,社会本位。这次来延安,陈瑾昆还是站在中立的“第三方”角度上,为中共建言。

  与中共领导人的会面,加上他对延安政治、社会的亲历观察,再对比北平的恶劣政治环境,使他深受触动。作为一位系统接受过现代民主法治教育的知识分子,陈瑾昆对延安以“三三制”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尤为赞赏:中共标明“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并要求各党派无党派一切知识阶级团结合作,标明“三三制”。且严行普选,用人惟才。为征集党外贤达参加,只许本党在“各阶层”占三分之一,余三分之二则用党外人士。

  返回北平后不久,陈瑾昆即写下了《延安与张家口旅行记》,记述见闻感受,并发表在报纸上,对北平、天津的法学界、知识界产生非常大的震动。1946年,正是抗战后建国的关键时期,各方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多处在矛盾和彷徨中,国民党政权实行政治独裁,加之战后腐败严重,使其已经开始逐渐失去民心。陈瑾昆对中共及边区的亲身观察,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中共的正面印象。

  再到延安:中共高举和平与民主的大旗,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在北平,由于其进步的政治倾向及言论,陈瑾昆本来已经遭到监视,毛泽东笑言的“一砖头”,就发生在数月之前。当时,由文化教育团体组成的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以及北京进步学生在北平的中山堂组织了反内战、要和平的集会,邀请几位有声望的教授演说,不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破坏。作为受邀讲演者的陈瑾昆教授,上台力陈内战的危害性,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在场的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讲演,就采取吹口哨、抛瓦砾、扔砖头等破坏行动,一块砖石击中了陈瑾昆的前额,他的眼镜被打碎,脸颊渗出了鲜血。此事发生,对陈瑾昆造成很大的影响。延安访问归来后,由于发表与中共有关的文章,他受到更多的打压,这也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北平。

  1946年8月,利用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一张通行证,陈瑾昆偕家人一起开始了前往解放区的行程,但旅途并不顺利:刚到车站,陈瑾昆便碰到一个特务,特务警觉地问:“陈先生,你到哪里去?”陈瑾昆急中生智地答道:“我要到天津去一趟。”中共负责护送的同志见状,决定马上改变计划,先送陈瑾昆去了天津。北平的特务发觉陈瑾昆离开了他们的监视,急忙派人四处搜捕。这时,地下党从天津及时派出汽车,使陈瑾昆终于脱离了特务的监视,很快到达了解放区。在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陈瑾昆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热烈欢迎。由于战事,陈瑾昆在张家口作了短期停留,他有感于半年以来的见闻,提笔写作了长文《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认为国民党已经“决心维持专政与独裁,反对和平与民主”,这违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固有主张,更与其作为法学家的理想信念发生了抵牾,“依孙中山先生所定建国纲领,训政原只限于‘最短时期’,应立即进行自治,进入宪政。国民党训政十九年,仍欲维持专政与独裁。而中共高举和平与民主的大旗,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该著出版后,在知识界反响极为热烈,促使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转而支持中共。

  陈瑾昆的著作很快被毛泽东看到,在给晋察冀中央局并转陈瑾昆的致电中,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今日阅悉尊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魂,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毛泽东还特意提“合办法律大学”的旧事,表示因战争紧张,在他访延安时曾答应同他合办法律大学暂时不能开办。这些诚恳的来信,更增强了陈瑾昆奔赴延安的信心。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诚挚邀请和周密安排下,陈瑾昆及其家人终于在9月19日离开张家口,经过山西蔚县、灵丘、神池、陕北绥德等地,最终抵达延安,时间为1946年10月。在延安,陈瑾昆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这也才有了“一砖头”的对话。

  当时,谢觉哉等正忙于起草边区宪法草案,而边区专业法律人才奇缺,法学专家陈瑾昆的到来,自然让谢觉哉很高兴。11月11日,谢觉哉专程到陈瑾昆住处,咨询他对边区宪法草案的意见,两人相谈甚欢,为表慎重,陈瑾昆表示要写出书面意见。次日,谢觉哉就收到了陈瑾昆对边区宪法草案的书面意见,虽然“许多不能采用”,但陈瑾昆的高效、认真,还是让谢觉哉感到欣慰。

  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7年3月,陈瑾昆偕夫人及子女,随同谢觉哉等由杨家岭乘坐“架窝”出发,走甘谷驿,经雁门关、郭家塔、绥德等地,再由张家堰渡黄河,近半月行程后到达山西临县后甘泉。虽然战事未停,但陈瑾昆、谢觉哉他们的法律工作并未停滞。当年已经成立的中央法律委员会,开始准备全国性宪法草案,陈瑾昆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他与毛泽东有关宪法及立法的几次通信,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因陈瑾昆既有的法学思想体系,加之对新民主主义法律的性质缺乏足够认识,他的意见也常常不能得到采纳。到了1948年,陈瑾昆又随着中央法律委员会经白文镇、兴县,最终到达西柏坡。5月,华北联合政府准备成立,在刘少奇的建议下,陈瑾昆担任华北人民法院院长。之后,他一边从事司法领导工作,一边继续草拟新民主主义法律,先后拟定了《民法》《民事诉讼法》,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194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瑾昆还参加了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为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贡献智慧。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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