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读书会”

2017-08-07 09:35 来源:北京日报 
2017-08-07 09:35:45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刘丹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樊宪雷

  革命年代,读书会因其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氛围和洽等特点,不仅广受读书人欢迎,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相对于其他思想传播方式,读书会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进行充分的、自由的思想交流,这也使得它在帮助党员干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会机动灵活的传播途径,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重要选择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有利用读书会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历。1922年,北京大学等学校学生筹建成立了“学生读书会”,读书会分为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经济等五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聘请了指导老师,李大钊就是导师之一。11月19日,李大钊在读书会召开的会议上专门发表演讲,指出:“在北京成立的团体很多,却向来没有读书团体的组织。这会实是应着需要而成立的,且这会旨以根据学理研究实际问题,则以前所谓主义与问题之争,也可由此会解决了。”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探究救国救民之道。为此,他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成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也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每逢星期日聚会一次,“主要任务是:一、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三、利用纪念日、节日举行大型讲演会,结合学习内容作有指导性的报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国家等各种敌对势力的恐惧和憎恨,视之若洪水猛兽,“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国民党政府也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加紧了对文化的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种机动灵活的传播途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选择。各种刊载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借助于读书会,依然在广大群众中间流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传播。如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回忆说,由于不满胡适推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几个同班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拿出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新书来交换着读。刘杲同学推荐的书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作家陈企霞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读书会等组织形式传播进步思想,以突破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文化钳制状况时说:“我记得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书报,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何干之同志的《中国启蒙运动史》,等等,以及当时很著名的一些进步书刊,都曾经在成千成百的读书会中作为讨论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得以发展壮大,其中一个渠道就是通过读书会团结群众、发展党员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党的组织多处于秘密状态,公开直接地发展党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其中一个渠道,就是通过读书会团结群众、发展党员。

  恽代英是我们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1917年还在中华大学读书时,他就和好友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很快发展成为武汉地区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为推动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他应吴玉章、王右木聘请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接触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亲身的革命经历使他认识到了读书会在团结群众中所能发挥的作用。1924年,他在《学生运动》中就如何组织发展青年学生问题指出:“我们亦可以与同学组织日记会、演说会、辩论会、旅行会、读书会等等。这在一方可以因为这种组织,与有些同学发生多一层的关系;一方亦可借此引诱同学与我们的思想相接近。在轮流阅看日记或读书录的时候,在轮着我们报告演说辩论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们自由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常酌量情形发表一些我们的意思,使他们于不知不觉间受着影响。”在制订1925年上期的青年工作计划时,他又特意强调,对青年学生开展宣传组织工作,“须预备组织读书会”,“集合每个同学所购买的图书”,“以便于同学互相借阅”。而且读书会要有“定期的集会”,交流探讨读书收获。

[责任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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