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维度

2017-01-05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有话说
2017-01-05 09:08:4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信凌、罗凌欧

  学术界关于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大多产生于新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研究非常必要。不过,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其研究视野整体上是向内的,其形成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对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文本的研读。而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意义结构的指向是外溢型而不是内敛型的,全然专注于文本的阐释,无法完整领会其原有的意义与价值,甚至还会产生误判。笔者认为,在传播学框架中,重点从以下三个维度透视苏区红色文化,才有可能掌握其核心意义与价值。

  体现政治传播诉求

  政治传播的主体是组织,是组织为了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为了实现已经设定的愿景而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在这里,组织是信息传播的主导者与实施者。一个社会集合体是否属于组织,关键看它是否拥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或管理系统。凡是具备一个规范而严密的管理系统的集合体,如政府、政党、军队、机构、企业、社团等,都属于组织的范畴。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充分体现了政治传播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从纵向看,文化传播机构与载体设置了中央级、省级、中心县委、县委等不同层级;从横向来说,则表现为报刊、戏剧、歌谣、标语、漫画等多样性的传播介质。它们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建了中央苏区相互协同与呼应的传播生态,形成了覆盖式与弥漫性的传播气势,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社会中建构了一种含蕴明晰的信息环境与舆论氛围。在这过程中,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显示出了一种极强的组织力与执行力。

  政治传播活动无论其采用何种传播形态、传播手段,它们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先设的基本立场和传播目的,都是为了说服受众认同传播者所倡导的政治观点与政治目标。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扩散与影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传播过程。其中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不但存在,而且还体现得清晰、透彻与浓烈。《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强调自己承担的职责,即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派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1932年7月,工农剧社在瑞金成立。其章程的核心内容有: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动员苏区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等。这些内容不仅是理论主张,从中央苏区报刊的信息报道、标语的直接发抒到戏剧的形象表达,都体现出了这样的诉求。

  具备战时宣传特点

  所谓战时宣传,是指在战争的环境中,为了实现战略与战术的目的,运用各种符号与形态传播一定观念以影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社会活动。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始终在战争的环境下展开,因而带上了明显的战时宣传的特点。中央苏区报刊中出现的号召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红色中华》在“努力节省经济!一切帮助给予战争!”通栏标题下,刊登了《本报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一文,接着又把这个号召进行了量化处理,“本报号召:退还80万元公债,节省30万元,帮助战费!”《红星》除了屡屡就厉行节约与退回公债的议题发出号召外,还为了“实现猛烈扩大红军一百万”,号召在白区每月增加1000名红军。《青年实话》则以号召的形式要求苏区的群众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赶制3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战时宣传与常规状态的舆论传播最大的不同是,它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和急迫感。比较而言,在中央苏区诸多报刊中,《红色中华》的信息传播是最为充分和专业的,它关于前线战斗的报道就显示了鲜明的选择性。该报对战事的报道大多刊发在“前线捷电传来”、“前线捷闻”、“前方捷电”、“红军胜利”等栏目中,栏目的名称透露出其所发布的都是红军获胜的信息,这是因为报道的主旨在于提振士气、激励斗志。其他诸如戏剧《粉碎敌人的乌龟壳》《活捉张辉瓒》,歌谣《到处红旗风飘飘》《红军炮一响》等作品,追求的也是这种效果。中央苏区战时宣传的急迫感,则典型地体现在标语的传播上。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宣传动员令,号召全体工友、农友、红军将士每人都要写12个标语,不仅在屋外写,屋内也要写,“前壁后壁左壁右壁,堂屋内,睡房内,厨房内,茅厕内,一概给他们写得满满的”。红军每到一个县城只要3个小时,宣传品就可以将它装饰一新。当时苏区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其传播的密度与力度,使标语传播短时间里就达到了饱和满溢的状态。

  从受众本位出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信息接收者即受众的重视程度增强,对受众的研究力度加大。在呼吁重视受众研究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认为传播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是一种进步,并进而提出了“受众本位”的理念,认为 “受众本位则是把受众视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一切新闻传播活动应以受众的意志为转移。传媒则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地为受众服务”。应该说,充分重视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地位,这毋庸置疑。但是,一切传播活动以受众的意志为转移,则不是一个值得广泛推广的意见。如果将受众本位的思路设定在传播内容确定之后,在传播方式与技术上充分照应受众的接受习惯、接受条件和接受期待,则更具学理依据和现实基础。而这正是我们阐释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一个恰当视角。

  在中央苏区,当传播的内容确定了以后,传播方向是恒定不变的,即让设定好的内容从空间上、心理上无限接近受众。开展识字运动与送戏上火线、下乡村活动,是接近受众的两种典型方式。中央苏区工农群众普遍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为了帮助他们克服接受障碍,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其中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每10户组成问字所,在公共场地设一个识字牌,指定一位稍通文理的人解说,每天学习1个生字;第二,以村为单位成立识字组,以居处相邻与文化相近为原则对学员进行编班,设置了相对固定的教员;第三,在城乡机关、学校、军队组织读报班,由教员讲读《红色中华》《红报》等报刊内容,学员一边跟着教员识文断字,一边了解报刊刊登的内容。如此大规模地毯式地破解群众文化接受的障碍问题,其中透露出对受众的重视程度。送戏上火线、下乡村,则呈现出了常规状态下的演出不具备的特质。据《红色中华》报记载,1933年到1934年春,中央苏区均派出剧团赴博生、于都、兴国、会昌等地巡回演出。在当时的演出现场往往是人声鼎沸、水泄不通。1934年之后,经过整编而成的“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仍旧冒着硝烟炮火,深入前线、医院、乡村演出,鼓舞军民的斗志。

  在常规状态下,我们对不同品类的文化形态的评价,较多地专注于其专业内部的积累与提升,考量其是否个性饱满、内蕴深厚、创意丰沛。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在这些方面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不过其更主要的贡献体现在专业之外,它在极其艰苦危急的环境中,在鼓舞斗志、扩大红军、节省经济、退还公债等方面作出了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替代的贡献,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笔文化资源和精神遗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15ZDB14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研究”(12AXW00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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