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面对李大钊的史学期望

2016-11-28 16:02 来源:北京日报  我有话说
2016-11-28 16:02:32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赵伟露

  作者: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杨东

  1982年,著名史家白寿彝先生曾撰文指出:“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姑且不去发微李大钊厚重的史学思想,仅就《史学要论》这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而言,白寿彝先生即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而且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时至今日,一版再版的《史学要论》,依然凸显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价值和地位。然而当下存在的诸种治史风气,与李大钊对史学的崇高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

  社会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学危机”的重要突破口,但却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种 “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史界学人开始用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史学危机”的呼声成为学界重新寻找史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开端。社会史就是当年希望冲出史学危机的重要尝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尝试似乎又使得史学步入了敬谢不敏、意兴阑珊的境地。近年来广受诟病的“碎片化”现象即是如此。社会史研究重心“下移”,将具体而弥散式的选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出现了七零八落、琐碎靡遗的研究偏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碎片化”的现象,往往使得“人”在历史学当中处于屈从的地位。

  李大钊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生活经历,人的活动和经历构成了各种“人事”,是成千上万的“人事”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李大钊正是以人及“人事”作为史学研究的切入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人事”的产生发展,并非是孤立的单线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整个的人类社会,绝非是孤立的事件和片段的记录。因此他特别强调,不能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人事的变化推移就在于“健行不息”,是“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而时下的“碎片化”研究却很难完全关照到这个“移动”的过程和有序变化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学危机”的重要突破口,但结果不免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种“危机”。

  过分地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实际上是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 “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

  这些年来出现的“碎片化”取向的另一面,是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早在1981年,白寿彝先生就提出:“细小问题的考证,我认为,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专门去作,但这总不能看做是我们工作上的重点。”他建议史学工作者应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但是这种叙事宏大的史论史著,直至目前真正有建树的似乎并不多见,层出不穷的是“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研究取向,不仅囿限了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而且也限制了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开展探究。结果历史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影响渐趋式微。

  尽管历史研究是要求“真”,但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那种所谓绝对求“真”只是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少学人依然寄希望通过史料还原所谓“真实”的历史。要还原历史,势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寻史料,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希望以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高规则和学术标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首先就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李大钊所谓的“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僵硬刻板,也就成为李大钊所谓的“空笔”。然而时下的历史研究,诸如这样的“空笔”又何其之多,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普通人对史学的阅读兴趣。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一些调查统计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李大钊特别强调史学致用现实、启发人生的功能,当前史界最应注重发扬四种精神

  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史学致用现实、启发人生的功能。然而这一问题,即便在今天也没有成为普遍追求的理念。“为研究而研究”、“为史学而史学”的现象依然存在着。林同济说,史学是“百学之王、百政之始”。中华民族“用历史以激发未来——且莫论其所激发者有当与否——恐怕在中国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办法了。”在笔者看来,当前史界最应注重发扬四种精神。

[责任编辑:赵伟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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