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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若干问题再研究

2015-08-12 15: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有话说
2015-08-12 15:42:1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责任编辑:李贝

  作者: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吴明刚

  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史领域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一个令人关注而研究又相对薄弱的重要课题。其中,有的因史料挖掘不够,仍有待深入探讨;有的则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尚存争议,如它的组建决策、战略行动意图、失败原因、历史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在此,笔者不妨就这些问题谈一谈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以往论著或是囿于史料不足,或是认识不够,对这一问题似乎是忽略了,并未作深入探讨。也就是说,在谈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时,都是从1934年7月《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谈起。其实,这一《训令》是果不是因。而且,弄清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问题,对于探讨其战略行动的真实意图和意义至关重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它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且获得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赞同,尔后联合报告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福建事变之时,正是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重兵“围剿”中央苏区之际。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彭德怀心急如焚,极力向党中央建议,在军事战略上,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威胁敌人的腹心地带,以迫使进攻赣南闽西地区的敌军回援,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也“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34年12月16日)。但中共临时中央最高决策者的博古、李德对这一正确军事方针不仅不采纳,反而讥笑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冒险主义。

  随着福建事变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策失利,中央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机。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年,第3333页)。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赖安“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根据地的缩小”,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这就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决策的由来。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实现战略转移,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开始考虑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军事战略建议。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示埃韦特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你们面前根据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明确指出“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赣边区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144页)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6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红7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并制订下达具体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及相关的战略配合措施。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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