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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经常看的“内参”有哪几类?

2013-01-14 15:44:37 来源:人民网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通观邓小平的“内参”批示,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境界高远,统揽大局,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展示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才能。

  邓小平阅读“内参”眼光敏锐,并通过批示,或者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提出意见,或者对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作出决断。

  1975年9月17日,《来信摘要》上反映:中共济南市委一位领导干部庇护其子长期逾假不归部队。邓小平看后,当日批示:“告部队立即予以除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的引文,皆引自《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不再一一注明)1977年8月19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北京市党的十一大代表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邓小平阅后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此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倪志富等中央领导人。以上两个批件涉及党风、党建,尤其是后者,邓小平听到的反映“极多”,故批送其他领导人,以期引起重视。

  一篇篇看似寻常的“内参”,经过中央领导人的“点化”,上升为一个个重大决策。这正是“内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对“内参”的批示就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1982年1月5日,陈云将中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李先念等,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当日看到这个批件后,加写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3月24日,邓小平阅胡乔木转来的《情况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受厦门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负责人的阻挠,套购走私珍珠大案无法清查》,批示:“请中纪委抓紧处理,以此为例,作一大案处理。处理要坚决,所有牵涉的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应即停职,听候审查(审查结果,如无责任,当然复职)。”邓小平还对胡乔木等人表示:赞成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问题;四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

  1986年3月3日,我国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人,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就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若干建议。邓小平于5日阅后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提议请有关领导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据此,国家科委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4月6日,邓小平阅关于座谈情况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在我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六三”计划。这个计划,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1989年1月2日,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阅读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上刊载的《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后,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个批示,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新时期我党颁布的关于政协制度的历史性文献。

  1980年3月30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南京军区准备建造一座豪华的高干招待所。邓小平阅后批示:“由中央办公厅查证,并制止。”4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就南京军区建造接待用房的情况作出说明,邓小平阅后,再次批示:“可以继续建成,建成后拨作旅游事业使用。设计亦按旅游标准修改。军队内部不应该有这样豪华的招待所。”4月25日,邓小平阅一封不同意为中央军委常委更换奔驰轿车的来信,作出批示:“意见是正确的。此事如尚未执行,应该停止(即告外贸部)。”以上三个批件,足见邓小平治军甚严。

  (二)关注科技和教育,为新时期科技和教育的恢复与起步付出了特别的心血。

  邓小平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善于择善而从。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致信中央,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邓小平阅后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事实证明,邓小平支持严济慈的意见,所作出的抉择是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重视教育家的意见,支持他们提出的正确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联名来信说,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故建议中央选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邓小平阅后批示有关领导同志考虑,并明确表示:“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建议,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85年11月初,国家教委所属36所大学校长反映国家对教育基建投资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邓小平阅信后批示:“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这个批示,后来在社会上演变成两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大政策,有许多是从教育方面“撕开口子”的。譬如,1978年5月9日,邓小平看到《人民来信摘报》上反映北京语言学院部分留学生要求多同中国学生、中国社会接触一事,批示:“此事应予重视,由教育部调查提出方案(不是一校问题)。”10月14日,邓小平再次批示,同意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此后,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学生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松动了。又如,1978年8月,《人民来信摘报》反映上海虹口区模范中学一学生要求自费去日本留学一事,方毅批示:“我看这是可以允许的。”邓小平看到此件后,批示同意方毅意见。从此,中学生自费留学的途径开通了。再如,1980年12月26日,邓小平看到美国留学生兰温蒂反映她和中国学生徐铬婚姻受阻的来信,批交教育部处理。29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允许兰温蒂与徐铬结婚。从此,中国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之间婚姻也打开了方便的大门。以上三件事,在今天是很平常的,而在当年却是大事。这些事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当年倡导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思考和实践精神。

[责任编辑:赵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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